再回到上面赵匡胤宴请这些节度使的酒宴上去。当赵匡胤说出那番话之后，又是这个王彦超率先读懂了赵匡胤的心思。他走到皇帝面前，说道：“陛下，臣本来就对国家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可是却被陛下如此恩宠。现在臣也老了，如果能够告老还乡死后葬于故土也是臣今生之所愿。”
赵匡胤对王彦超的表态非常满意，他觉得这是一个明白人。可是，其他几个大老粗就不一样了。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和杨廷璋都以为赵匡胤是在表扬他们，于是纷纷说起了自己这一生里是如何的南征北战，如何的九死一生。终于，皇帝陛下听不下去了，他不明白这帮人怎么这么傻？难道非要他把话说明吗？
他对下面的这帮老前辈开口说道：“你们说的这些都是些什么啊？这都是你们为汉朝和周朝打的仗立的功，现在是朕的大宋朝，你们为大宋立过什么功啊？”
此言一出，众人当即哑口无言。不久，赵匡胤下令免除这些人的节度使之职，然后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按时拿着高薪却不怎么办事的京官让他们正式养老：武行德当了太子太傅，郭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王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陈廷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这是北宋历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第一次的杯酒释兵权让赵匡胤解除了隐藏在他身边的可能会有的被颠覆的威胁，从此大宋的主战兵团都掌握在了他以及忠实于他但在军中的资历和战功都不足以起事的新生代将领手中。第二次的杯酒释兵权则是解除了边关上可能会有的割据自立的威胁，这时候他的力量足以压倒边关的那些前朝时期就战功赫赫的武将，这些人也就只能选择屈服，况且赵匡胤也没有亏待他们，狡兔死走狗烹之类的事并没有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以上种种无一不是赵匡胤为了消除五代时期军人乱国的弊端所采取的措施，而且他做得相当彻底。有个词叫做矫枉过正，还有说法就是矫枉就必须要过正。然而，这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走极端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事，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古往今来的历史无不应证了这一点。可悲的是，我们的历史却经常性地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使某个时段掌握住了平衡，可时之日久这个平衡也成了一个极端，一旦矫枉的手段和措施没有即时跟进且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又足够的庞大和难以撼动，那么问题就随之接踵而至地出现。
北宋初年直到仁宗朝时期，重文抑武的国策确实收到了显着的效果，北宋进入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可那得益于开国之初的宋军在战斗力上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承平日久之后，随着削弱并限制武将权力和地位这一国策持续深入地执行，问题也就显现出来了。
当宋朝进入真宗朝尤其是仁宗朝以后，在面临西夏李氏集团的挑衅和进攻之时，宋军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而镇守一方的边境主帅则是清一色的文人，全是满嘴喊着仁义道德的孔夫子门徒，范雍、夏竦、范仲淹、庞籍、韩琦，这些从小舞文弄墨的名士们成为了镇守边关的大员，而种世衡、任福、狄青、张岊这些当时的勇将则被他们牢牢地摁在身下，成了只能乖乖听从这些饱读圣贤之书的文官们发号施令的机器人。
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这是让孔夫子去跟强盗讲道理吗？这里不由得想起澶渊之战时高琼责骂冯拯的话：“现在辽国人就在城下，你冯大人这么有才怎么不赋诗一首把敌人打跑啊？”
北宋与西夏的战争打成了什么样大家都清楚，不管原因如何，正是在赵宋的几代官家以及那些一代又一代的文官大佬们的注视下，西夏一步一步地做大，以致最后终成分庭抗礼之势，甚至北宋都去了西天可西夏却还活蹦乱跳。这个小鬼从赵光义时期开始就一直跟宋朝死掐，直到最后耗死了北宋，可以说，如果没有百余年间与西夏的缠斗，那么宋朝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经营自己的北方边境，甚至于神宗和哲宗皇帝完全可以把他们继位之初的旺盛精力用去对付已经腐化的辽国。
我没有贬低上面那些名垂后世的大宋名臣的意思，但事实上他们确实不能被称之为合格的边关主帅。所谓文武双全，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一个人能够在其中一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便已经很难得了。
客观地说，我不认为重文抑武的国策有什么错误，真正的错误在于后面的那些皇帝在执行这条国策的时候走了样，错误地领会了这条国策的精神和精髓。当然，这里必须要为赵光义先生说句话，他虽然不具备其兄长在驾驭和控制武将方面那种收放自如的能力，但可以看出他还是很倚重武将的，宋朝武将被文官彻底打压下去是在真宗朝的后期以及仁宗朝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西夏开始坐大，赵光义时期西夏的李继迁不过是游击队长，而世人都知道正规军对付游击队有多难，即使换做赵匡胤去对付李继迁估计也不一定就能好到哪里去，除非来个霍去病将李继迁一干人等来个一锅端，但是很遗憾，后来的曹光实甚至是李继隆都不是霍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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