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工匠气得满脸通红，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愤愤离去。
刘福还暗中勾结一些负责运输工程材料的商人，把原本该用的好石料、好木材偷偷换成次品，从中谋取差价。那些商人起初还有些犹豫，刘福便拍着胸脯保证：“怕什么，这事儿我兜着，上头哪能查得那么仔细，咱赚了钱，平分就是。”
在刘福这般胡作非为之下，水利工程的进度虽然看似正常，可质量却堪忧至极，只是外表看着像模像样，内里却隐患重重。
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刘福的恶行渐渐被一些正直的官员察觉了。有一位名叫李大人的御史，为人刚正不阿，听闻了刘福在水利工程中的种种劣迹，决定暗中调查一番。
李大人先是找来几个工匠，细细询问情况，那几个工匠见终于有人肯为他们做主，便把刘福克扣工钱、偷换材料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李大人听后，眉头紧皱，怒道：“这等奸佞小人，竟敢如此胆大妄为，坏我朝廷大事，绝不能轻饶。”
随后，他又派人去查刘福的账目，这一查，更是发现了他在收税以及所谓“引荐贤才”等事上的诸多猫腻。
刘福听闻李大人在调查自己，心里也有些慌了，可他还是心存侥幸，想着自己做事也算小心，说不定能躲过这一劫呢。
他赶忙去寻平日里和自己一起捞好处的那些同僚，商量对策。其中一个同僚说道：“刘兄，这事儿怕是不好办了，那李大人可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咱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啊。”
刘福咬咬牙，说道：“实在不行，咱们就往那李大人身上泼脏水，说他诬陷好人，咱再找些人证，看他能奈我何。”
众人虽觉得这主意有些冒险，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便点头同意了。
于是，刘福等人四处散播谣言，说李大人与某些反对朝廷新政的势力勾结，故意找他们这些办事的人的茬，想要扰乱朝廷的施政。
一时间，这谣言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有些不明真相的官员和百姓，也对李大人产生了怀疑。
李大人得知后，却丝毫不惧，他拿着收集到的证据，直接上朝堂，向皇帝和众大臣禀明了刘福等人的恶行，并且说道：“陛下，如今新君初即位，正施行诸多利民之政，可这等小人却从中作梗，若不严惩，何以服众，何以让朝廷的政令得以顺利施行啊。”
英宗听了，虽年纪尚幼，却也明白此事的严重性，当即下令彻查。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也都支持严惩这些破坏朝廷施政方针的人。
经过一番严查，刘福等人的恶行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再也无法狡辩。朝廷最终决定，将刘福革职查办，没收其非法所得，还把他投入大牢，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些被刘福欺压过的工匠、百姓们听闻这个消息，无不拍手称快，而朝廷的施政方针也得以继续顺利推行，朝着安定民生、稳固社稷的方向稳步迈进。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新君即位或者政权交替后的施政情况，且与大明英宗即位初施政方针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朝鲜李朝，当时若有新王即位，往往会着重强调对儒家思想的尊崇，以儒家的仁政理念来治理国家。新王会下令修缮孔庙，鼓励学子们研读儒家经典，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同时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鼓励农业生产，期望以此来稳定国内秩序，获得百姓的拥戴。这与大明英宗即位时求贤、减赋税等举措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发展民生，不过朝鲜李朝更侧重于从文化层面强化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以思想引领来配合施政，体现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对施政重点的影响，朝鲜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儒家思想扎根极深，施政围绕其展开能更好地凝聚人心。
日本当时处于室町幕府时代向战国时代过渡阶段，各地大名割据，若是有新的大名继承家业或者掌控领地，施政方针多是先巩固自身的军事力量，加强城堡的修筑，扩充家臣和武士队伍，以应对周边领地的纷争和潜在的威胁。同时，也会在领地内推行一些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保障粮食供应，毕竟在那战乱频繁的时期，军事和粮食是维持领地稳定的关键。与大明英宗即位时着眼于全国层面的求贤、修水利等综合性施政不同，日本大名的施政更具区域性和军事防御性，反映出不同政治格局下施政的差异，日本权力分散在大名手中，各领地需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与基本生存。
法兰西王国在中世纪晚期，新王即位后，施政往往需要平衡多方势力，一方面要与国内的封建领主们协商，维护他们的利益，以获取他们的支持，比如在征税、土地分封等事务上听取领主们的意见；另一方面要与天主教教会保持良好关系，借助教会的影响力来稳固统治，教会在很多重大决策上也有着重要话语权。同时，新王也会尝试发展商业，通过颁布一些贸易法令，鼓励城市的发展，增加国家的财富。这和大明英宗即位时主要依靠朝廷内部的贤臣辅佐，推行利民的施政方针不同，法兰西的施政受封建领主和教会的双重制约，体现出不同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对施政的影响，其封建领主制下，各方利益博弈影响着施政的方向与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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