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年，罗马的附属国国王拉贝尔二世·索特（Rabbel II Soter）去世。
这一事件可能促使罗马吞并了拿巴泰王国，但吞并的具体方式和正式原因尚不清楚。
一些铭文证据表明，这可能是一场军事行动，由叙利亚和埃及的部队参与。
已知的是，到公元107年，罗马军团已经驻扎在佩特拉（Petra）和博斯拉（Bosra）周边地区，这一点从埃及发现的一份纸莎草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
罗马人占领的最南端地区是赫格拉（Hegra），距佩特拉300多公里（约190英里），并且采取了在沙漠关键地点设立驻军的政策。
这一地区后来成为阿拉伯省（Arabia Petraea，现代约旦南部和沙特阿拉伯西北部）。
在此期间，罗马人修建了从艾拉（Aila，现在的阿卡巴）到博斯拉的罗马大道（Via Traiana Nova）。
拿巴泰王国是幼发拉底河以西的最后一个附属王国，这次吞并意味着罗马东部的整个地区已经实现了省化，完成了自弗拉维王朝（Flavians）以来逐步实行直接统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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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3年，图拉真（Trajan）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军事远征，这次战争是由于帕提亚（Parthia）决定将一个无法接受的国王扶上阿美尼亚（Armenia）王位所引发的，而自尼禄（Nero）时期约五十年前开始，罗马与帕提亚这两个大帝国就共同在阿美尼亚享有霸权。
图拉真在113年初已经驻军叙利亚，并始终拒绝接受帕提亚方面为和平解决阿美尼亚问题而提出的外交接触。
由于现存的关于图拉真帕提亚战争的文献片段不全且散乱，因此很难为其事件赋予一个清晰的背景，这也导致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确切经过和最终目的的长期争议。
现代历史学家提出，图拉真决定对帕提亚开战可能出于经济动机：在吞并阿拉伯（Arabia）之后，图拉真修建了新道路——新图拉真大道（Via Traiana Nova），该道路从博斯拉（Bostra）通向红海的艾拉（Aila）。
这意味着波斯湾的查拉克（Charax）成为唯一一个不受罗马直接控制的印度贸易路线的西端，而这种控制对于降低进口价格以及限制罗马与远东贸易赤字所造成的贵金属流失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查拉克与罗马帝国有贸易往来，因为在当时的帕尔米拉（Palmyra）铭文中，详细记录了帕尔米拉商人与查拉克商人的互动，铭文中提到多个帕尔米拉市民因在查拉克担任职务而受到表彰。
此外，查拉克的统治者当时可能还控制着巴林群岛，这为罗马进一步扩展霸权至波斯湾提供了可能。
（一位帕尔米拉公民在图拉真死后不久被任命为巴林岛的总督，尽管这一任命是由查拉克的帕提亚国王做出的。）
图拉真发起这场军事行动的背后，可能是为了打破帕提亚对小型闪米特（“阿拉伯”）城市的控制，从而将远东的贸易路线纳入罗马控制之下。
在他征服达契亚（Dacia）时，图拉真曾依靠叙利亚的辅助部队，这些部队的退伍军人和叙利亚商人在后来的达契亚殖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还招募了帕尔米拉部队加入自己的军队，其中包括一支骆驼部队，因此，图拉真显然是在争取帕尔米拉的支持，以实现最终吞并查拉克的目标。
甚至有学者推测，图拉真早在征服阿美尼亚时，就已决定吞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否则帕提亚可能会干扰波斯湾的贸易流通，或在罗马的丹尼比乌斯（Danube）边境挑起事端。
然而，其他历史学家则反驳这一动机，认为所谓帕提亚“控制”远东海上贸易路线的说法，充其量只是推测，并且是基于对中国史料的选择性解读——通过帕提亚的陆上贸易似乎并未受到帕提亚当局的干扰，且完全交由私人企业处理。
第二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活动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许多生活在罗马帝国内外的民族都参与其中，没有证据表明罗马帝国对此有统一的政策。
与养恤金制度（alimenta）类似，学者们如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和保罗·韦内（Paul Veyne）认为，认为图拉真战争背后存在外贸政策的观点是过时的；根据这些学者的看法，罗马领导人对远东奢侈品贸易的关注——除了收取关税和赋税——主要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因为当时的罗马风俗对奢侈品的“软弱”表示反感。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罗马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可能在交换贵金属的数量上更为平衡：其中一位关于罗马黄金外流的来源——普林尼·小（Pliny the Younger）的叔叔普林尼·大（Pliny the Elder）——曾描述恒河平原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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