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皇帝为了不给臣民添麻烦，登基前会特意选用生僻字作为自己的名字。】
【而在这方面最“倒霉”的皇帝，当属唐高宗李治。】
【唐代的避讳规矩本就严苛，“治”字又是日常高频用字，这可苦了官府文书的撰写者。】
【为了避讳，大家要么用“理”字替代“治”字，比如将“垂拱而天下治”改成“垂拱而天下理”。】
【要么在书写“治”字时故意缺漏一笔，导致文书的阅读体验大打折扣。】
【李治得知后怒而下旨：“你们这般做法，倒是图了自己省事，可后世之人见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字，骂的却是我本人！” 】
【愤怒之下，他下令：“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书，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
【要求文书照实书写，不必刻意避讳。】
【但百姓与官员规避风险的本能，并不会因皇帝的一道圣旨而改变。】
【为了省去麻烦，大家依旧照避不误。】
【比如李世民即位后，颁布《二名不偏讳令》，明确规定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中，只要“世”与“民”不连读，就不必避讳。】
【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人们往往会选择从严避讳，所以民部成了户部，观世音成了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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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贞观初年。
李世民盯着天幕，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眉头越皱越紧。
“等会儿，不对啊。”他手指无意识地点着御案，喃喃自语。
观音这种称呼，南北朝时典籍里就有，只是不如“观世音”常用罢了。
这也能怪到朕头上？
如今民间也好，寺观也罢，唤“观世音”者众，何曾因避朕讳而改口，更无人会因此获罪！
这口锅，朕背得冤枉！
还有户部！
朕除非是老迈昏聩，或是得了失心疯，才会干出下了《二名不偏讳令》，又把“民部”改成“户部”这种自打耳光的事！
朕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如此行事！
越想越气，李世民只觉得一股郁结之气堵在胸口。
侍立在一旁的阎立德，察言观色，心中已然明了七八分。
他稍作斟酌，缓声开口道：“陛下息怒。”
“以臣愚见，天幕所言，或许并非指本朝之事。”
“不是本朝，还能是……”李世民话说到一半，突然顿住，眼中闪过一丝恍然，随即脸色变得更加复杂。
阎立德见状，微微点头，继续分析道：“新君登基，为彰显纯孝之心，有时未必需要明发诏令，推翻先帝政谕。”
“只需在某些关键之处，稍作更易。”
“譬如，将‘民部’悄然改为‘户部’。”
“如此一来，天下臣民心领神会。”
“新君虽未明言，但避讳先帝名讳已成新规。”
“此乃不成文之法，潜行之规。”
“李治！”李世民几乎是咬着后槽牙吐出这两个字。
好你个李治！
你让朕怎么理智！
可这股邪火刚冒起来，又生生被摁了下去。
李治眼下还是个裹在襁褓里，只会“咿咿呀呀”、偶尔流着口水“阿巴阿巴”的小肉团子！
打又打不得，骂了又听不懂。
李世民只觉得一口气憋在胸腔里，上不去也下不来，脸色变幻不定。
合着朕这口闷气，是注定要吞下去了？
他狠狠瞪了一眼殿外，仿佛能穿透宫墙，看到那个尚在乳母怀中的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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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家讳，也就是避家中长辈的名讳。
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名为司马谈，因此《史记》中将“张孟谈”改为了“张孟同”。
苏轼的祖父名叫苏序，苏轼便将文章中的“作序”改为“作引”。
若是避家中女性长辈的名讳，则被称为“内讳”。
内讳的规矩相对宽松，只需至亲之人遵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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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孟谈看着天幕，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心里五味杂陈。
“合着司马迁之《史记》，也不算正经的‘官方史书’啊？”
官方修史，有时也要避讳，但多是避圣贤、先王之名讳。
像这般连修史者自家父亲的讳都要避的……还真是头一回见识得如此分明。
这不言自明地指向一个事实：司马迁的《史记》，百分之百是私家修撰。
不仅张孟谈，此刻许多时代早于汉的古人，也都瞬间想通了此节，明白了司马迁是“私修史书”。
“私修史书，竟能修成‘史家之绝唱’？”
这个念头在不少人心头盘旋。
他都行，或许……我也可以？
自西周至春秋，史学确为“王官之学”，由太史、内史等世袭史官垄断，近乎官府专利。
但这更多是礼制与惯例，并非铁律。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孔子修订《春秋》，左丘明着《左氏春秋》，私修史书的先河已然开启。
及至战国，诸子百家为宣扬学说，修史甚至编造史事为己证，亦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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