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毕业以来唯一停止工作的日子。
就连他的名字登上2011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榜眼的那天，他也因为在BJ赶了一晚上的稿子，手机关机，一觉睡到了下午两点。
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接下来他出版了5本书，在全国各地开签售会。每次签售都有将近三千人排队，每人写十五个字，九个小时都签不完。在武汉修改小说的8天里，他有5天几乎没有睡觉。
那段时间，陈文和他见面时间被控制到最短“只谈事，不寒暄，聊完立即走”；编辑给他发邮件，答复经常是一个字，“好，干，NO，滚”。
“他身上担的责任太大了。”陈文说，“我看到过不止一次，不止一个人，在利用他的责任感去逼迫他写，包括我自己在内。当他抱怨的时候，我们会以‘如果不是我们，你能赚那么多钱’来反驳他。”
“我就是希望自己很重要。”三叔说。
他在乎别人的看法。在家的时候，天天搜索自己的名字，看到别人夸就会乐半天，看到有人骂就“挂墙头”。一帮人出去吃饭他一定要抢着买单，朋友聊天，突然安静了时，他就会立刻说个笑话，生怕冷场。他同一副黑框眼镜戴了很多年，磨损厉害，但他不愿换，因为只有这副显瘦。
他一方面是个希望取悦别人的人，希望把每一个人都照顾好。他的团队曾经听他说过，“但是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平凡人，一个平凡人如果有人愿意从凌晨3点等七八个小时签售，你可以请他去家里吃饭，最好临走的时候送一盒月饼给他。”另一方面他又害怕你给的太多了，我无以为报。他害怕别人对他太好，因为他无法拿出对等的东西给别人。“我会逃，逃得远远的。”
“我从小就是这样，比如说很多人一起吃饭，或者我爸妈在，有一个人叫我起来唱歌这样子，我如果唱得不好会觉得很不舒服，并不是因为我希望他们觉得我唱得好，而是因为我爸妈在我不想让我爸妈丢脸，我不想我喜欢的人丢脸。”
那段时间，他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觉得自己能够拯救所有人。“别人能搞定的我能帮你搞定，搞不定的我也能帮你搞定。”他写了30多个图书策划案，觉得每一本都能帮人挣钱。他享受这种被人需要的快乐，就如同小时候给别人讲故事的快乐，然后把自己折腾得够呛。
前几年，在他所属的出版公司，财务资金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为了及时帮助回血，他不断地以通宵为代价，用最快的速度写完新书，提前出版，给了公司的编辑。本来他可以写得更慢更精细的。
整个公司灯火通明，十几个编辑分开校对书稿，到了半夜，全部校完。紧接着出片子，拿到印厂，机器转动，到了天亮全部都印了出来。他乘着电梯上楼，门一打开，全公司的人都列队站在门口，看着他，然后开始欢呼鼓掌。
这让他觉得自己拽爆了。
进医院之前，在杭州郊区的一栋小别墅里，是南派三叔的工作室。小区里路是弯的，地势高低起伏，树木掩映，很不好找。最早别墅的院子里长满了很长的草，三叔很喜欢，结果搬来的时候草被贴心地修平了。他本来是想把自己藏起来。
因为手上要“拯救”的活太多，他高度紧张，并不希望被干扰。直到有一天，他跟一个熟识的记者聊得很好，记者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起了三叔以前的出版同事和朋友对他的评价。
“徐磊这个人，做事情总能遇到一些怪事，不靠谱的人。”
“如果他不是运气好的话到不了这个阶段的。”
“这个天赋不应该属于像你这样的不勤奋的人，有各种各样小毛病的人。”
“我才发现身边这些人对我的评价非常低。”他后来发现，他的书在整个公司销量最高，版权却是最少。“原来他们在鼓掌的时候，想的是那傻逼他妈的写得这么慢，让我在这儿熬夜陪他，而不是感谢这个人帮我完成这一季度的任务了。”
他绷着的弦突然就断了。“我原来以为他们在乎，”他说，“完成这些合同对我本人是没意义的，是觉得对他们有意义。但我发现并不是这样。”
他整个人就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能量。开始不接电话，放弃了所有的合同，取消了一切合作。在微博上，他宣布封笔。他甚至开始把自己从各种圈子里删除，抹掉了很多人的联系方式——他发现周围的一些人，甚至是朋友，相当亲密的伙伴，已经开始争夺他剩下的利益。
这时韩寒给他发了条短信：“现在看到了吧。别混圈子。”很早之前韩寒就告诫过他，他没太当回事。他想了半天，回了句：“哈哈。”
之后他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文学评论家夏烈最后一次见他是在3月底的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三叔是特约嘉宾，还发了言，“当时只是觉得他有点儿累，看出来有一点儿努力应付。”陈文最近一次见他是元宵节，他觉得三叔有点儿不对劲，“早晨聊天，兴高采烈，对创作充满信心，到了晚上就开始气馁悲观。”网上还有人传出他自杀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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