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8月中旬，历时一个月的南洋第一届工业博览会，在国家工业展览中心圆满落下帷幕。
闭幕式没有开幕式那般惊雷阵阵，但总结报告上的数字，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具说服力。
累计接待参观者超过一百二十万人次，其中海外来客逾十五万；达成直接贸易意向合同金额超过五亿南洋元；吸引直接投资承诺，包括设厂、合资等超十五亿南洋元；
各国媒体相关报道不计其数，“南洋制造”、“华人智慧”、“技术新星”等词汇频繁见诸报端……
这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更是一次国家形象与工业实力的全方位、高光展示。
然而，比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更意味深长的，是人心与资本的流向。
博览会期间及结束后，一个显着的现象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前来参观、洽谈的民国商人、实业家和技术人员，选择了留下。
他们中，有的早在荣家绑架案后便已心生去意，此次博览会成了压垮犹豫的最后一根稻草；有的则是在亲眼目睹了南洋蓬勃的工业气象、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鼓励实业的政策后，毅然做出了抉择。
沪上纺织业巨子刘国钧，在博览会闭幕后第三天，便与南洋工业发展署签署了在槟城投资建设一座现代化纺织厂的协议，并将家眷接来；
津门化工厂的李烛尘派出了以他儿子为首的技术团队，携部分关键设备南下，与南洋本地化工企业展开深度合作；
甚至一些原国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工程师，也通过各种渠道，辞去公职，接受南洋相关企业的高薪聘任……
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南下潮，南洋政府反应迅速而高效。
移民局与经济发展委员会联合开通特别技术移民与投资通道，简化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
对于携带资金、技术或项目的华人，几乎是一路绿灯。短短数周内，便有超过两千户工商业家庭、近万名相关人员正式获得南洋居留权或公民身份。
随之而来的，是海量资本的汹涌注入。
这些来自民国，主要是江浙沪方向的逃难资本，如同决堤之水，疯狂涌入南洋的银行、股市和实体经济领域。
星洲交易所瞬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交易大厅里人声鼎沸，电话铃声、报价声、经纪人的喊叫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行情板上，代表股价的数字疯狂跳动。
“涨！又涨了！星洲航空突破180元了。”
“南华电子制造集团今天已经第三次触发熔断机制了。”
“南华动力集团开盘一小时，涨幅超过15%，疯了，全疯了。”
“买进，全部买进，有多少吃多少，资金正在过海，现在不买就是傻子。”
市场上流动性极度充裕，乐观情绪弥漫。
原本体量有限的南洋股市，在巨量新资金的推动下，如同吹气球般膨胀。
综合指数在博览会闭幕后的一周内，连续上演三级跳。
周一，受博览会圆满成功和外资流入预期刺激，大盘跳空高开，放量上涨7.2%；
周三，首批南下资本确认大规模兑换南洋元并进入股市的消息传出，指数再次狂飙9.8%，多只股票涨停；
到了周五，更多关于实业投资落地和移民数据利好的官方消息发布，市场情绪达到沸点，指数单日暴涨11.5%，创下星洲交易所有史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成交量达到平日平均水平的十倍以上。
许多报纸财经版用上了史诗级牛市、资本大迁徙、东方华尔街的崛起等震撼标题。
茶馆酒肆里，连普通市民都在津津乐道谁谁谁买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
一种近乎全民的财富狂欢与对未来无限看好的信心，弥漫在整个南洋上空。
当然，过热的市场也引起了南洋经济管理部门的警惕。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开始悄然研究温和的调控措施，预防可能出现的泡沫。
但无论如何，这股资本与人才的南下浪潮，为南洋的工业化进程注入了无比强劲的燃料，其深远影响远超一次博览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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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洋沉浸在博览会落幕后的丰收喜悦与经济热潮中时，南亚次大陆的局势，却在往另一个危险的方向滑去。
8月19日，身毒东部重要城市、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
这座城市历来是星月教与身毒教信徒混居、矛盾错综复杂之地。
随着约翰殖民统治的日益衰弱和两国两宗教分治的呼声的高涨，两大宗教社群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犹如一个装满火药的大桶。
导火索源于一次偶然的冲突。
一名星月教信徒与一名身毒教信徒在市场因琐事发生口角，继而演变为斗殴。
谣言如同野火般迅速蔓延，双方极端分子趁机煽动。
很快，冲突升级为两大宗教信徒之间的群体性暴力事件。
石块、棍棒、燃烧瓶……加尔各答的街道变成了战场，暴徒四处纵火、抢劫、袭击对方社区的商铺和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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