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首提“三因致病说”，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医病因学说的重大革新。“外感六淫”指的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外邪侵袭人体而引起疾病；“内伤七情”则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种情志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不内外因”涵盖了饮食、劳逸、外伤等其他因素。通过这种综合性的病因分析，孙思邈整合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的诊断逻辑，使医生在诊断疾病时能够更加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从而制定出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
2. 药物分类体系
在药物分类方面，孙思邈突破了《神农本草经》“上中下三品”的旧说。他按药性分为 16 部 60 类，这种分类方法更加科学合理。他将药物按照其功效、性状等进行归类，建立了现代药理学雏形的性状—功效关联模型。例如，他将具有解表作用的药物归为一类，将具有清热作用的药物归为一类，这样的分类方式便于医生快速查找和使用药物。
在《千金翼方》中，他对杜仲“补肝肾、强筋骨”功效的阐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详细记录了杜仲的药性、炮制方法以及在临床中的应用案例，其论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比欧洲同类发现早 1300 年。
3. 针灸解剖学的突破
孙思邈结合佛家人体观与儒家伦理慎刑思想，推动尸解合法化研究。在《千金方·针灸下》中，他首次描绘了十二经脉循行图，并标注了 407 个对应穴位坐标。经过现代考古验证，其标注的误差率低于 10%。这一成果为针灸治疗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依据，使得针灸疗法更加科学、规范。他对人体经络和穴位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针灸治疗的疗效，也为后来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公共卫生学的创见
1. 防疫工程
长安大疫期间，孙思邈主持修建下水道系统，这一举措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中具有前瞻性。《千金翼方》中详述的井水消毒法（以苍术烟熏井壁）、尸体焚烧规程等内容，构建了东亚早期防疫模型。井水是当时人们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通过熏蒸消毒可以有效地杀灭水中的病菌；而尸体焚烧则可以防止疾病的传播和扩散。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保护了民众的生命健康。
2. 妇幼保健制度
孙思邈首倡“逐月养胎法”，这一理论为孕妇的孕期保健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他主张女性产后膳食营养管理，其理论经朝鲜传入日本江户时代成为官定产育指南。在古代，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较高。孙思邈的这一理论，注重孕妇在孕期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和身体状况，通过合理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来保障胎儿的健康发育。产后膳食营养管理则有助于产妇身体的恢复，提高母乳质量，为新生儿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条件。
3. 针灸解剖学的突破
孙思邈在针灸解剖学方面的成就，进一步推动了针灸疗法的发展。他将人体解剖与经络学说相结合，对人体穴位进行了精准的定位和描述。他强调针灸治疗要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和穴位的特点进行操作，避免出现误刺等情况。这种科学、严谨的态度，使得针灸疗法在临床应用中更加安全、有效。
（三）针灸解剖学的突破
孙思邈结合佛家人体观与儒家伦理慎刑思想，推动了尸解合法化研究。在当时，尸解面临着诸多的禁忌和争议，但孙思邈认为，通过对尸体的解剖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人体的结构和生理功能，为针灸疗法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
在《千金方·针灸下》中，他首次描绘了十二经脉循行图，并标注了 407 个对应穴位坐标。经过现代考古验证，其标注的误差率低于 10%。这一成果为针灸治疗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依据，使得针灸疗法更加科学、规范。他通过对尸体解剖的研究，发现了一些经络与脏腑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完善了经络学说。
他对人体经络和穴位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针灸治疗的疗效，也为后来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研究和探索精神，激励着后世医家不断地深入研究针灸学，为推动针灸疗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哲学重构：医道融合的精神维度（652—682）
（一）“大医精诚”的伦理建构
孙思邈在医学实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医者三重境界”模型，这一模型涵盖了技术、伦理和信仰三个层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医学伦理体系。
技术层，即“精研脉理、熟谙本草”。孙思邈认为，作为一名医者，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医术。只有对人体的生理病理有深入的了解，对药物的性能和功效有准确的把握，才能在临床实践中做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他在《千金方》中详细记载了各种病症的诊断方法和治疗经验，为后世医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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