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到底是不是假圣人？从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来
提示：本文为《百位历史文化名人》大型文化纪录栏目，历时一年精心打磨，高度还原正史，建议从第一章节开始跟进阅读。
01.
宋人重“理”，一直在尝试把“天、地、人”这三件事搞清楚，因此出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吕祖谦这些大儒。
现代人也讲“理”，比如法理、道理、哲理、物理、生理，以及管理等……不用笑，从学术角度讲，“理”涵盖了世间一切，若无“理”可依，这个世界就会乱套。包括我们码字的，也要讲个“文理”。
那么问题来了，研究这些“理”，非要盘出个“道”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也是这个世界的服务者，如果一门学问不能为人所用，产生不了能量价值，那基本可以判断它是无用的。
“理学”在两宋呈现井喷姿态，既承载了儒学，也承载了禅学，所以理学的天理是“道德学”，为神权和王权所用。简单来说，就是要维持太平，长治不衰。
可是我们看两宋，北宋享国167年，靖康之耻永载史册，灭掉北宋的是金人。金人也讲理，主打一个“蛮不讲理”，因为他们生长的土地贫瘠，不扩张土地就吃不饱饭，甚至连手工业都没有，更别说享受人生了。
南宋享国152年，比北宋还短，灭掉南宋的是蒙古人，游牧民族，虽然国号“大元”起得挺有文化，但更擅长“强词夺理”。所以他们占据天下以后，还像个客人一样，今天抢百姓点这个，明天抢百姓点那个。
然而，就是这样两个民族却把“理学盛行”的两宋给灭了，上哪说理去。
你可以说，两宋灭亡是当权者无能导致的，但恰恰也说明，“理学”并没有服务好国体，那些高举“理学”旗帜的大臣们，也没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因为他们都缺少一个必要的元素，那就“和”，即天时、地利、人和。
朱熹理学的重要观点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许多人听见“灭欲”就高呼他的思想是伪学说，这是不对的，更是一种误读。
“灭人欲”不是让人消除一切欲望，而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克制欲望，关于这一点，只要翻翻朱子学说就一目了然了。
实际上“灭人欲”也不是朱熹的原创，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有载：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
《礼记》中的“理”就是让人消除一切欲望，时代不同，春秋时期列国割据，当权者自然会希望民众服服帖帖，尊崇王道。所以朱熹把这一学说作了改进，但改得并不彻底，某种程度上来讲，也不太契合南宋的时局。
商鞅变法尊崇的是“法家学说”，就那个时代背景而言，“法家”是最合理的治国方案，霸道王权让秦迅速强大起来，并一统六国。可是到了嬴政坐拥天下时，李斯焚书坑儒，这套理论就不管用了，于是秦再迅速灭亡。
宋廷自南迁以后，高宗不想迎回徽、钦二帝，若“二圣”回朝，他的位置就尴尬了，所以他宁可被金人追着跑，也不组织有效抵抗，更别说收复失地。
宋孝宗即位后，曾一度想过北伐，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可是符离大败，“隆兴和议”签订后，孝宗就再也不敢打了。
这个时期，朱熹的理论已经初成，曾面孝宗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
表面上看，这套理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很积极，但实用性很差。他找到了问题所在，却没找到解决办法，只给了宋孝宗一个方针，毕竟他只是个书生。就北伐而言，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和《九议》效果会更好，也很有针对性，连细节都考虑到了。
所以当时的宰相汤思退驳回了朱熹的主张，北伐的事也就没能成型。
现在我们把历史往后推350年，到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当时闽、赣、粤大乱，王阳明带兵平定，不久后宁王朱宸濠想要造反，王阳明再领兵平叛，把朱宸濠打得哭哭啼啼。
王阳明也是个书生，他和朱熹一样，都推崇“理学”，不过王阳明主张的却是“致良知”，即“知行合一”。
世间大理，曲径相通，毕竟都是以儒学为基础，吸纳百家。朱熹主张控制欲望，这也没有问题，人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以坚守道德底线。
可“控欲”只是一个基本素质，是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具备的，所以王阳明认为，道德意识存在于人的本心，不需要外力干扰，人只需要在 “良知”的准则内，把所认知的事做好，兼行兼修，理法就自然了。
相形之下，王阳明的理论就比朱熹更加开阔，但这并不是说朱熹的学说是“伪学”，毕竟王阳明的理论也曾参考过陆九渊、朱熹等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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