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励在偏远的边陲，很隐蔽甚至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工作了六年，他带领团队展开的是一场保卫国家信息安全，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离开这个岗位他既有不舍又有几分畅快，用他自己的话说：终于可以结束这段”穴居动物“的生活了。
有一次从几乎隔绝人世的时空回归都市繁华的经历，这再一次的返京他不禁惶恐。回想起上一次回归后的种种尴尬，感觉京城的都市生活不是为他这样的人准备的。这次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火车经过成都他悄悄地下了车。一个人拎着那个过时的军用手提袋，经历岁月的洗涤原来的绿色早已褪去，现在是泛着惨白的土黄色。他一身的装束洁净、严谨，有浓浓的药皂味儿，看着不像个拾荒者，但他的行囊令人侧目。
他不躲避人们审视的目光，不在意他们的窃窃私语，只是在心里问自己：成都已经这么繁华了？不过，自小老爸就跟自己说过，这里从宋朝就定名成都了，号称天府，自古就富甲一方。可他儿时的记忆里，成都的生活不能算富裕。虽然老爸挣得双工资，但老妈一个人在家里照顾他们几个孩子，日子过得也是紧紧巴巴地，想吃个零嘴都得央求大人。他忘不了为了争嘴自己受的那些憋屈。尤其姐姐群莉，从小嘴就刁，爱吃零食，可老爸从来都向着她。
记得老爸从修路工地回来，带回来一盒巧克力，先不说那东西多好吃，光是那个盒子都让人挪不开眼。可姐姐群莉霸占了那个盒子，还带到学校去跟同学臭显摆，结果被老师没收了。
回来老爸非但没训姐姐，还说：”唉，孩子可怜呐，缺嘴。“
老爸还去学校替姐姐挨训，好歹把那盒巧克力要了回来。却把巧克力的分配权交给了姐姐。几个孩子心里不服却也不敢多言，那些日子姐姐行使着特权，动不动就拿巧克力相威胁，不听她的就不给巧克力吃。
”还好被老师没收了，要是被班里那些馋嘴猴儿分了，那才惨呢。“姐姐群莉当时是这样跟自己发感慨的。
蒋励拎着手提袋，其实里面除了些换洗衣服也没什么东西。他把手提袋随便丢在地上，俯身在府南河边的栏杆上，望着府南河水，我终于又见到你了！蒋励心里默念着。
多少年了，在异乡漂泊，梦里不知多少次回到你的怀抱。就像儿时拽着老爸的手，站在你的岸边，听他讲着诗仙李白。眼前的一切熟悉又陌生，河水悠悠流淌，仿佛在诉说着过去。但霓虹闪烁中，飘进耳鼓的不再是丝竹管弦，而是嘈杂的流行乐。
记得小时候，常常在这儿嬉戏玩耍，那时候河道窄，坡也缓，小伙伴们经常在河里捉鱼摸虾，那无忧无虑的时光不会再有了。却如电影镜头一般不时在脑海重现。岸边的垂柳、热闹的茶馆，邻里间的打趣、搭讪。
如今，成都不再是那个古诗里读到的锦官城，它已变身，高楼林立，人声鼎沸的大都市了。街道繁华，人流如织，但府南河依然如故，静静地守护着故乡。看着河面上泛起的波光，蒋励心中满是感慨。过去的时光一去不复返，可那些美好的回忆却永远刻在心里。离开家乡这么久，错过了很多与亲朋好友相伴的日子，也错过了家乡太多的变迁。但家乡永远是自己的根，无论走多远，都割舍不断这份深情。
他凭记忆回到之前住的那条街，远远地就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那种塑料块儿相互摩擦、碰撞发出的声音，让他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他熟悉这声音，因为从开始痛恨它，到后来厌恶它，再到现在觉得这声音好亲切，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自己从小学生到现在已近不惑之年。小时候上学回家做作业，这种声音不断地传来，声音大时说话都不得不提高嗓门儿。
老妈总是不胜其烦，“这些人，硬（四川话：真的意思。）是安逸。”
老妈是不打麻将的，家里孩子多，就靠她一个人忙活。
后来，尤其从成都去了北京、国外，他开始厌恶这样的声音，就像老妈说的，这些人就是太闲在了，无所事事。听到其他省份的人评价老家的麻将声，他心里不舒服，但也不反驳，因为他也觉得家乡人在麻将消磨了太多时光，也为他们惋惜。
但当他离群索居，每天坐在室内，面对着电脑，周围的人都是文质彬彬，潜心钻研，几年下来，连吵架红脸都没发生过。有几次吕程给他打电话，问他想不想老妈，想不想北京，他竟脱口而出：“我想一鸣哥。”
的确，他偶尔会看着那些埋头工作的同事，期望有人会开个玩笑。他很羡慕一鸣哥，觉得他的幽默是天赋，一般人模仿不了。
当山沟里只有风声的时候，他想起了成都街头的麻将声，经过一番思考，他觉得与京城人家乡人生活更舒适，因为他们有幸保持着群居动物的习性，不像京城人，自觉不自觉地已经失去了群居的习性，把自己禁锢在一个个狭小、封闭的空间，说他们闭关自守并不准确，别看他们家家关门闭户，却是对别人家的事很关心。会从人家的客人，开什么车进的小区等等来评价邻里，这是他们的乐趣。蒋励觉得与老家人围坐一团打麻将相比，京城人的“上楼”（京城人搬出之前的胡同住进楼房，被他们戏称为“上楼”）真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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