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的这七年，溥仪的生活发生了诸多变化。他身边围绕着“还宫派”“出洋派”“用武人”三股势力，“还宫派”主张通过与北洋政府交涉，争取让溥仪重回紫禁城；“出洋派”则认为应前往国外，寻求国际支持复辟。
“用武人”一派希望拉拢国内军阀，借助武力实现目标。溥仪在三派的建议中摇摆不定，为了复辟，他频繁会见各路军阀、政客、使馆洋人和遗老，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但每次满怀期待地寻求帮助，最后都失望而归，复辟的梦想愈发遥远。
在溥仪带着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住进张园后，三人虽同处一园，但生活状态却各有不同，关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文绣的生活十分孤寂。她性格内敛、传统，对婉容追求的西式生活并不感兴趣，也无法融入溥仪为复辟而忙碌的世界。溥仪平日里很少与文绣交流，对她十分冷落。
文绣常常独自在房间里读书写字，打发时间。在张园的日子里，文绣不仅在情感上得不到溥仪的关爱，还时常受到婉容的排挤。婉容自恃皇后身份，对文绣多有刁难，这让文绣在张园的生活愈发压抑。长期的冷落和排挤，让文绣内心的痛苦不断积累，她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对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感到绝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绣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她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向往自由、平等的生活，渴望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
1931年，文绣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决定向溥仪提出离婚。她在律师的帮助下，向溥仪发出了离婚通牒，要求溥仪给予她自由和合理的生活费用。
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被称为“刀妃革命”。溥仪得知此事后，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他觉得文绣的行为让他颜面扫地。为了挽回自己的尊严，溥仪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止文绣离婚，但文绣态度坚决，不为所动。最终，经过多次谈判，溥仪和文绣达成了离婚协议。文绣获得了自由，并得到了一笔赡养费。
离婚后的文绣回到北平，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先是在北平的府佑街私立四村中小学担任国文与图画课的老师。在讲台上，文绣摆脱了皇室的束缚，以全新的身份融入社会，她凭借扎实的学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由于她的身份特殊，很快便被人们知晓，众多记者和好事者纷纷前来打扰，这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文绣无奈之下只能辞去教师的工作。之后，为了维持生计，文绣在《华北日报》当过校对员，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生活。
抗战胜利后，文绣的生活依旧平淡而艰辛。她在朋友的帮助下，从事过一些简单的工作，努力适应普通人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文绣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1953年，文绣与一名叫刘振东的工人结婚。刘振东为人忠厚老实，对文绣关怀备至。两人婚后的生活虽然平淡，但十分幸福。
文绣终于在历经磨难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和依靠。好景不长，1957年，文绣因心肌梗塞突发，不幸去世，享年44岁。她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波折，但她勇敢地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觉醒的典范。
溥仪失去皇帝尊号后，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曾经，他在紫禁城中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生活奢靡无度。但如今，为了维持表面的体面，他不得不开始变卖从宫中带出的珍贵文物。
一开始，他还能靠着这些文物换来的钱财维持着相对优渥的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物越卖越少，钱财也越来越紧张，生活变得愈发拮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扶持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
1932年3月1日，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就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伪满洲国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溥仪称帝，年号康德。但所谓的“登基大典”充满了屈辱和无奈。
溥仪期望按照清朝的方式进行登基，穿龙袍、行祭天大典，却遭到日本的干涉，最后只能在祭天环节短暂穿龙袍，之后便换上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服”。
这场“登基”完全是日本的一场政治闹剧，溥仪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皇帝，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方面的严格控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的“皇帝梦”也随之破碎。17日，他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并被带往苏联。在苏联期间，他曾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证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950年8月初，溥仪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学习改造。
刚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溥仪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连系鞋带、叠被子这些基本的生活技能都不会。但在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悉心教导下，他逐步学会了打扫卫生、打水、摆放书报、糊纸盒、种花、洗衣服、补袜子等日常事务，体会到了普通百姓生活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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