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三个过人之处。其一，不重形式，只重实质。动用的剿匪部队主要是机动部队，人数最多时才一万余人。他认为山贼未经专业军事训练，野战能力脆弱，只要解决他们倚靠的“地利”即可，而一支骁勇善战的机动部队就能胜任。
其二，以毒攻毒，以贼攻贼。正规军较少训练山地战，对付山贼草寇往往力不从心。王阳明重用受降的卢珂就是此策略的体现。
其三，善用心理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难以捉摸。每消灭一处土匪，他就在当地建立政府据点，如崇义县、和平县。他还实行了保甲制、光荣榜和黑名单等措施。
他推行《南赣乡约》，从思想层面解决匪患产生的根源。通过这些举措，王阳明成功平定了南赣地区为患数十年的盗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叛乱。王阳明当时手中无兵权，通过一系列策略，成功组织力量进行平叛。
他先是督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邀请江西在任及致仕官吏备战，聚集各道兵马，征调粮草、制造兵械战船；又使用离间计，致信宁王朱宸濠的左右伪相，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在勤王兵卒未到的情况下，王阳明趁朱宸濠带兵攻陷九江、南康，鏖战安庆之际，领兵万余人出吉安，攻占了宁王的南昌大营。
朱宸濠回师救援，双方在鄱阳湖决战十余天，最终王阳明活捉朱宸濠，仅用四十三天就平定了这场震动大江南北的叛乱。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阳明率湖广兵抵达南宁，后派遣大臣商议，并命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袭剿断藤峡叛军。起初叛军听闻湖广土兵抵达，均逃匿深险之中，
后见王阳明以散遣诸兵布阵，防备弛缓。湖广兵偃旗卧鼓驰马抵达后，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叛军大败，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军攀木缘崖仰攻，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阳明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最终将断藤峡叛军几乎全部剿灭。
王阳明能够在军政和哲学思想之间融合，得益于他的心学理念。“知行合一”强调认识与行动的统一，这使他能够将哲学思想应用于实际事务中，包括军事行动和政治管理。他的哲学思想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和决策能力，帮助他在复杂的局势中做出明智的判断和行动。
在平定宁王之乱时，他对局势的准确判断和果断决策，以及运用心理战等手段，都体现了他将心学理念与军事策略相结合的能力。
王阳明忤逆宦官刘瑾而遭廷杖四十，随后投入诏狱。在诏狱中的时间没有确切的详细记载，但这段牢狱经历对他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出狱后，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龙场位于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极为恶劣，物资匮乏，瘴疠弥漫。王阳明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反思和探索，
正德三年（1508 年）的一个夜晚，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这标志着他心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以往通过向外在事物寻求天理是错误的，天理其实就在人的内心之中，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人的潜质，只需通过自我的内心反省和实践就能达到。这核心观点，也为他后来在哲学和思想领域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
他的学说与孔子、孟子、朱熹一道被后世尊称为“孔孟朱王”。王阳明的弟子遍布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可考的弟子就多达数百人。
儒家思想强调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初衷是引导人们向善、和谐共处，儒家并非主张无条件地大度原谅，而是强调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教诲和惩戒，以达到改过迁善的目的。
在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等，并非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本意。儒家提倡的“仁”包含对所有人的尊重和关爱，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封建制度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扭曲。
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筑室于阳明洞旁。他每日静坐冥想，思索人生问题。经过长久的苦思，一天晚上他终于领悟到“心即理”，困扰他多年的格物穷理问题找到了答案。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致良知”强调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知行合一”则重视知与行的关系，认为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王阳明强调“心即理”，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无需向外寻求。“知行合一”的理念让人们认识到知与行的紧密联系，避免了只知不行的空谈，使得道德修养能够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行动中。
王阳明心学启发人们关注内心的力量，注重实践与认知的统一，追求自我实现和道德修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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