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的坏是深有体会的。我们一个村两个生产队，地界犬牙交错，有时我给家里的牲口割草，不小心踩过界，钻进了九队的荒地，只要被他看见，哪怕只是几根枯草，他也会立刻扯开破锣嗓子，跳着脚骂上半天，什么“刘家没一个好种”、“专门破坏集体”之类的污言秽语，泼水般砸过来。
那年我大概七八岁，和几个半大孩子——马赶明的七弟马赶冻、韩耀先的小儿子韩大嘴、陈石头的二儿子陈顺邦，还有侯宽的孙子侯亮——一起结伴去地里给羊割草。路过九队一块高粱地时，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引进的矮杆高粱，秸秆据说像甘蔗一样甜。地垄边，散落着不少被人折下来啃过的高粱杆渣子。
马赶冬馋了，撺掇大家：“咱们一人弄一根尝尝，甜得很！”
韩大嘴有些犹豫：“你大哥在会上骂过好几次了，不让折高粱杆，说这是新品种，要留种。”
马赶冬把胸脯拍得啪啪响：“怕他弄啥！他来了我对付他！我是他亲弟弟，他能把我咋着？”
陈顺邦也劝：“不是你家的，你说了不算。你大哥那人……看到非得揍人不可。”
马赶冬眼珠子一转，口气更横了：“他敢打我？他今天敢动我一根指头，晚上我就去他家，一把火烧了他全家！”
有他这番话“壮胆”，几个半大孩子到底没抵住甜杆的诱惑，互相怂恿着，窸窸窣窣钻进了高粱地，一人飞快地折了一根相对干甜的高粱杆，掐头去尾，把青青的叶子塞进篮子底下掩盖，然后迫不及待地啃起来。
刚嚼了两口，甜汁还没咂摸出味儿，旁边的高粱棵子猛地向两边一分，马赶明像一头暴怒的土豹子，“呼”地一下钻了出来，脸色铁青，眼睛里冒着火：
“你们这帮有人生没人教的兔崽子！敢毁坏队里的庄稼！今天我不打死你们，我跟你姓！”
按照常理，这时候撺掇大家的马赶冬，是不是该站出来，按他之前的“豪言壮语”扛下责任？只要他说一句：“哥，是我让他们折的。” 马赶明再怎么生气，也不可能真的往死里打自己亲弟弟，最多骂几句了事。
可马家这种自私自利、临事反水的“基因”，在马赶冬身上得到了完美传承。他和他爹、他哥，真像一个窑里烧出来的歪嘴尿罐子——表面看着像个物件，里头装的全是腌臜。我和马赶冬几乎同年，我们两家的关系，就像我们的父辈——我爹刘麦囤和马赶明，甚至像更早的刘汉山和马高腿。马赶冬也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跟他打交道，总是吃亏上当。
一看自己哥哥真来了，还怒气冲天，马赶冬瞬间就换了副嘴脸。他抢先一步，指着我们几个，对马赶明说：“大哥！我可拦不住他们！是他们非要折高粱杆吃！一个个嘴馋逼浪的，没一个好东西！打他们！”
这一句话，把他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还把所有的过错和责任，都推到了我们头上，更给马赶明的怒火浇上了一桶油。
马赶明的眼神像刀子一样扫过我们几个。马赶冬很“机灵”，立刻在心里把我们分出了三六九等：
韩大嘴，他不敢真得罪。那是我们这群孩子的“头儿”，他每天都泡在韩家玩，得罪了韩大嘴，他就没地方去了。
陈顺邦，他也不敢动。村里稍微知点底细的人，都隐约知道陈石头的媳妇麦黄梢，和马赶明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
侯亮，他更碰不得。侯宽虽然在县里只是粮食局看大门的普通工人，但在村里人看来，那就是“在县里工作”的干部。打了侯宽的孙子，马赶明回家没法交代，肯定要闹得鸡飞狗跳。
于是，马赶冬的手指，毫不犹豫地、精准地指向了我，那个既没背景、他哥又早就看不顺眼的刘家小子：
“大哥！都是这小子出的坏主意！刚才他还骂你呢，说咱们马家从上到下都是坏种，没一个好人！打他！往死里打！”
“轰”的一声，马赶明脑子里的那根弦，彻底崩断了。他一把从我手里夺过那根还没吃完的高粱杆，双手一折，“咔嚓”一声掰断，顺手就抄起了较粗的那一截，成了根现成的、结实的棍子。
他扬起棍子，带着满腔无处发泄的戾气和对我刘家积压已久的嫉恨，对着尚且年幼、毫无防备的我，劈头盖脸地、用尽全力地猛抽下来！
棍子划破空气，发出骇人的呼啸，然后重重地落在我的头上、肩上、背上。那不是什么教训孩子的抽打，那是夹杂着成人恶意的、近乎疯狂的殴打。每一下，都结结实实，痛彻骨髓。我被打懵了，连哭喊都忘了，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只有棍棒着肉的闷响和骨头承受重击的震颤。
他抽了不知道多少下，直到自己气喘吁吁，没了力气，才喘着粗气停下来。后来我爹娘看到我身上的青紫淤伤，心疼得直掉眼泪。每次想起这次挨打，我总会不合时宜地联想到电影里江姐在渣滓洞受刑的画面——虽然性质不同，但那种毫无道理的、施加于弱小者身上的暴虐，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和恐惧，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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