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无锡人氏，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中进士。高攀龙中榜后不久，因父亲去世而回家守孝，服丧期满后，被朝廷授予行人司行人的官职。他曾发誓说：“我对道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但我会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努力追求更深的领悟。”
当时佥事张世则上疏攻击程朱理学，欲修改四书五经的经典传注，并上呈自己的着作请求在全国颁布发行。高攀龙对此感到极度愤慨，上奏《崇正学辟异说疏》。皇帝回复说：“高攀龙说的关乎世教，他的论点论据大本大机，言辞恳切。”李标（高邑人）当时在吏部任职，他仔细考察高攀龙说的，深感高攀龙深得柳宗元（号河东先生）文字的精髓，简约而精辟，字字贴切。孙立亭任司寇时，与高攀龙见面，鼓励他努力学习，并提到法律是为世人所用，因此高攀龙更加重视法学，编写了《日省编》。
他认为读书时若思想停滞不前，是因为对德性的修养不够，便规定自己每天要静坐半天，即便在外出公干、游览山水、寺庙等地方，也始终保持内心平静，专心致志。清晨空气清新时，他更是自我鞭策，突然想到“闲邪存诚”这句话，意识到当下没有邪念，心中充满真诚，又思考觉得刻意寻去找真诚反而会产生邪念，只要保持内心自然状态即可。他原来的字叫“云从”，因此改字为“存之”。
高攀龙奉命到金陵公干时，与在刑部任职的邹南皋畅谈理想，约定共同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并关注时事。他上疏《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批评内阁大臣，奏疏被交由部院大臣中讨论，高攀龙得知后十分坦然。顾宪成（谥号端文）评论说：“我觉得你的观点还未达到最佳状态，这种想法必须通过亲身实践才能真正领悟。”高攀龙对此深以为然。部院大臣审议后，高攀龙被降为杂职官员，不久又被调往边疆。顾宪成也因此因言事被贬。
万历甲午年（公元1594年），高攀龙赴揭阳任典史，途中严格遵守规矩，专注于内心的宁静。当心灵平静时，他仿佛感受到天地间的广阔气象，沿途所见险峻山川、险绝滩顶都让他心生喜悦。经过汀州时，他在旅舍的小楼上休息，拿着程颐、程颢的着作阅读，读到“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这句话时，突然醒悟道：“果然没有事情，一直以来的困扰瞬间消失。”到任后，他勤于职事，重视农业，收集诸子的名言警句刊刻出来展示。当地县令是他的同年好友，协助他处理政务，还惩治了一名恶人。高攀龙在揭阳任职三个月后，找机会请假回乡，与顾宪成一起修复东林书院，邀请吴越地区的士人聚会，按照白鹿洞书院的旧规，每次聚会都要围绕一个主题互相研讨，最终归结到静坐养心。经过四十年的努力，高攀龙对学问有了坚定的信念。
期间，两朝皇帝相继起用被废黜的大臣。明神宗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高攀龙被朝廷召回任光禄寺丞；熹宗皇帝元年辛酉（公元1621年），他升任光禄寺少卿。他上疏批评外戚郑氏，后转任太常寺少卿，又转任太仆寺卿。当时方从哲、郑养性的党羽对东林党既愤怒又恐惧，京城私下谈论，企图对他们施加毒手。京师建立的首善书院，是邹南皋、冯少墟两位中丞带领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开辟建造，叶向高（福清县人，内阁首辅）还为之写了一篇文章，称这是一时之盛事。给事中朱童蒙便上疏诋毁首善书院，主要针对东林党，随后因此辞职归乡的人很多，两位中丞也辞去职务。高攀龙也上疏辞职，但叶向高挽留了他。次年，高攀龙返回东林书院继续以前的生活，每日官场生活如同秋露般短暂，而学问境界却如同春风温暖恒常，这样的对比让他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不久高攀龙升任刑部侍郎，回朝任职。他进入都察院后，首先弹劾贪污的御史崔呈秀，将其革职并追查赃款。崔呈秀便投靠了魏忠贤，声称自己曾弹劾陶朗先，高攀龙是在包庇陶朗先并借此报复，于是陶朗先被追缴赃款四十八万两，而高攀龙等人全部被赶出朝廷，崔呈秀则重新得到重用。次年乙丑（公元1625年），阉党又毁坏书院，杀害杨涟等十余人。至天启丙寅年（公元1626年）三月十六日，朝廷逮捕高攀龙。
锦衣卫计划在十八日宣读逮捕令。高攀龙便于十七日拜谒了道南祠，留下一篇告别圣贤的文章，回家后在花园赏花，并召集几个儿子向他们出示了“原无生死”这四个字，告诫他们说：“赶紧准备出行，我要独自去面对这件事，这样可以避免连累你们。”他写了两页字，留给两个孙子，让他们不要拆开看，明天将这些交给锦衣卫。当时已是三更时分，他让妻子和孩子暂时离开，过了一会儿，几个孙子推门进来，没有找到他，他所写的是遗书。几个儿子连忙寻找，发现他投水自尽了。思宗皇帝（崇祯）即位后，追赠高攀龙为兵部尚书，谥号“忠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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