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1.原文中的“交代”，古语中既有交接的意思，也有解释的意思，此处译为辩解。
2. 原文中的“钢轮”，此处应指钢轮地雷。戚继光在万历八年四月造压发钢轮引爆装置，并在书中对这种装置的用法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该种钢轮地雷以填满火药的石炮为炸弹，将机关布置在敌军必经之路上，敌军触发机关后，绑在滚轴上的重物坠落，滚轴带动两端的钢轮旋转摩擦火石点火，以此引燃地雷的药线。
3. 原文中的“火人”，在《孙子兵法》的《火攻篇》中指一种火攻战法，就是点燃敌人的营栅，焚烧其士卒。这里的“火人、火马”，应该是指戚继光所着《武备新书》中记载的一种火攻器械，即以木人、火马、天雷炮并以木为人，缚於马上，饰以纸甲胄，而藏炮於腹，以火爇马尾，使之冲敌。
4. 原文中的“矮人观场”，意为只知道附和别人，自己没有主见，也形容见识不广。
5.熊廷弼作为晚明时期的关键军事人物，他在辽东经略任上面临了极为严峻复杂的内外挑战。冯三元和王继昌等人对其提出了严厉批评，主要集中在熊廷弼的领导风格、用人策略、军事行动及其对辽东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等方面。他们认为熊廷弼的管理方式被认为过于严苛，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将领之间难以协同作战，且过度依赖外部援军，忽略了本地力量的整合与动员，同时也加重了地方经济负担，引起民心浮动。
熊廷弼择在辩解中强调了他在接手辽东局势时的危急程度，以及通过一系列努力，包括恢复秩序、招募兵马、加固城池、补充军备等措施，使得辽东局势得以暂时稳定，人口有所回流，经济和军事力量有所增强。然而，他也承认在具体战役中的确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正是这一点受到多方质疑和责难。
从熊廷弼的言论中，不难看出出当时朝廷决策与前线实际的重大脱节以及言官们对战局判断的主观性与表面化，朝中皇帝和大臣们往往根据一时的敌情变化随意鼓吹战略调整，而忽视了战场实际和长远规划。
熊廷弼的经历和遭遇凸显了晚明政治体制的问题，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以及决策层在军事战略上的短视和摇摆不定。倘若熊廷弼能够在一个更为理性、高效且支持前线决策的朝廷中枢领导下，或许能在辽东的战略布局上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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