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我吃饭，用得着下这么大本钱吗？想让我献血啊？”
她愣了愣，笑道：“主要是为了配合师兄你的短小打扮嘛。”
我愕然，看了看自己的装束，昨天刚剪短的刺发之下，是一件洗成遗物一般的格子短袖，穿的“休闲”式短裤，也因为身躯的日渐发胖而显得紧绷绷的，脚上蹬着一双上高中时候的凉鞋剪成的拖鞋，我一向很看中此鞋的舒适程度，但给人的感观却是大不佳。
我俩的配合，似乎并不默契。
我提议去得胜街吃铞仔，她闻言雀跃，说闻名已久，只是未去过。
我看了她半天，始相信，这是一个与社会脱离已久的人。或者说，是和下层人民没有搞好干群关系的人。
我叹了口气，带着她从培心路，肖家巷一路穿了过去。
路上顺便买了一份体坛周报，一串香蕉，两斤三两的生姜，那是家里明天要的。
我心安理得的指挥她给小贩付账。
到了得胜街，随意寻了处小饭馆，我做主，点了二十块钱的豆花肥肠，四块五一瓶的枝江大曲。
我深深了解细水长流的道理。
或许我们在电话里，真的可以做到百无禁忌。但如此真切的面对面，却总让人容易产生不真实的感觉。
于是，我开始喝酒，她开始看着我喝酒。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往我杯子里倒酒。再过了会儿，她就开始从我的杯子里往外倒酒。
她撑着额，看着小酒馆外不时走过的醉汉，忽地向我问道：
“听你说话，看你行事，总以为你是个不大懂得在乎的人。
只是，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嘛？”
我打了个酒嗝，端起一杯淡到没有茶味的茶，漱了漱口，应道：
“男女之间的东西，我倒是一向不大在乎的。……嗯，只是前些天，躺在床上睡不着，瞎想心事时，才发现老爸他闭着眼睛，也会伸手到我这边来摸一摸，看看我是不是盖着。等再过了会儿，又发现老妈开始做老爸一样的事情……”我用手尖轻轻点点她冰凉的鼻尖，笑道：“我可能会在乎这些。”
也许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我说的分外认真。
她听的也很认真，然后说了句我一直记得的话：
“你得道了。”
接下来的事情有些记不清楚了，好象是我就送她到解放路的二路车站去坐的。还买了两瓶鲜橙多，一人一瓶提在手上摇着。
直到今天，我也不懂，为什么一定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去坐计程车。怪哉。
待回到家后，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从酒意中醒来。
我死死地盯着身旁的电话，发现它一动不动，不知怎的，觉得非常搞笑。
于是我在半夜十二点的家中，放声大笑。
本以为那夜的酩酊之态会把她吓倒。没料到她的电话还是照常地骚扰我，而且似乎来的更频繁些了。
只是现在在电话里，她开始喜欢自以为是的剖析我，不断进行着昨日之我与今日之她的对照，进行着她所谓的理性批判，妄图谋求湖大和加大辩论赛的最后胜利，对了，我忘了说，她是湖大毕业的。
我说我只是想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承欢于父母之膝下，她说我的潜意识里是想榨干父母的最后一滴血汗。
我说我的生活态度乃是生而无为，这是很有深度，很有历史渊源的一种活法。
她说庄子也曾做过油漆协会的会长，老陶同志也曾努力地种田，虽说收成看样子不大好。而只有我好象是什么都不做似的，懒的连说话的声音都显得软软的。
于是她判定我不是生而无为，而是生而无能。
我原谅她的无知，须知无能这种评语是不可轻易予人的，尤其是男人。
我经常被她的长篇大论搞的哭笑不得。于是我常恨恨地问自己，是什么时候变得和她这样熟了，熟的以至于都可以像李艳一样肆无忌惮地攻击我。
更令我伤神的是，她已不再满足在电话里教育我，经常把我喊出去切磋一番。
只是她总喜欢带着我去一些我不大愿意去的地方，一些据她说有她和她男人之间甜蜜回忆的地方。
诸如，在北山坡的阿诗玛餐厅，他们吃了第一顿二人晚餐。
（其实只是上初中的时候，办黑板报搞晚了，所以在那里吃了两碗面条。）
又比如，在南榭的水塘边，他们第一次单独约会。
（其实只是学校办活动，他们两个负责清场。）
再比如，她的男人在交电大厦对门的马路上教她学的自行车。
（这其实……对，这是真的。）
不过好在每逢到了这种地方，她都是眉目含笑，巧笑倩兮。从不给我帮她擦眼泪的机会。
这叫坚强，还是死撑？
幸亏她还会主动地邀我吃饭，不然我不知道能忍受她多久，哪怕她长的挺漂亮。
由于饭钱是她出的，所以地方都由我定。
于是在yc市的街上常常可以看见一个憨拙拙的男人拖着一个傻兮兮的美女四处奔走于各大面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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