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殿前司，将王禀找来，叫他在禁军中逐级开展个人比武，有武艺高强者，逐级选拔，最后推荐上报殿前司两千人左右。王禀领命而去。
次日，殿前司所属各军开始下发文书，准备比武事宜。然后，我到太尉府，将殿前司准备开展个人比武的事说了一遍。梁太尉认为这个方法好，提议以太尉府名义下发全国各军，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同时开展比武活动，各选拔出两千人左右。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待三司各选两千人左右，再在这六千人中选拔出两千人，那就是佼佼中的佼佼者了。
一月之后，三司各选出两千人左右高手，我便提议梁太尉，在这六千多人中开展个人比武，梁太尉认为这个方法好，便安排太尉府的将军吴涛负责比武之事。我则再上秘折，托九公主秘密带话给皇后，叫皇上知晓其事。顺便从中挑选两千人为皇城禁军。皇上便传旨梁太尉，比武之时，御驾亲阅。比武之后，皇上传旨，前两千名禁军高手充任皇城禁军，由皇上直接统领。
剩下的四千多名高手，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以本部高手为主，各留一千高手作为护军，留下的自然是最可靠的官兵。剩下的一千多名均留在太尉府，以供应急之用。这些官兵随便拿出来，都是佼佼中的佼佼者，留在京城也方便调遣。
说到皇城和宫城，有些人可能分不清。一座大都市，其城市布局，既受“象天设都”、 勘舆学这些规划思想的影响，又受历史、地理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北宋东京汴梁由外到内，由外城、内城、皇城与宫城四重城垣组成。宋代外城周长48里233步，作为拱卫京师的首道屏障，筑有瓮城、马面、战棚等防御设施，是北宋“守内虚外”国策的重要体现；内城周长20里155步，为京师开封的第二道屏障，并对城市内部空间具有分隔与界定的作用。皇宫分为皇城、宫城，皇城周长九里十三步，宫城周长五里（取“九五”为尊之意）。宋代东京城内，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河贯城，是各地贡赋物资漕运京师的通道，被视作东京的生命线。尤其是汴河，其沿岸邸店、酒楼、商业行市众多，是东京经济繁 荣的集中体现，并对附近街市具有辐射力。由于诸河流走向的不规则性，致使宋东京的里坊布局，街道分布，难以像隋唐长安城那样整齐划一，早现出城市空间格局上的灵活性。
宋京街道，作为一种城市纹理，为混合式，以棋盘状为主，附以环形与斜线，这标忐 着隋唐时期规整的方格网状城市空间格局的终结。城内屡禁不止的侵街现象，是里坊制崩溃 的原因与体现。关于其崩溃的时间，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认为是在北宋末年。事实上，早在五代后周时期，东京街道两侧允许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已播种了里坊制的种子。发展到仁宗景祜年间，政府允许临街开设邸庙，随之，坊墙拆除了，至此里坊制彻底崩溃。并且，其崩溃过程，亦非从坊墙的坍塌开始，而是由侵街行为以发其端，坊墙这一坊制的外壳随之消失。也就是说，坊墙与墙外的侵街建筑，曾共存过相当时间。随着街市制的形成，邸店、商铺沿街而立，人流、物流充斥其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泼、多彩的街道景观。
就政治空间而言，宋皇宫分为内朝与外朝。宋东京皇宫的布局显得繁杂，它是以大庆殿——文德毁——垂拱殿——紫宸殿——集英殿分为东西两种布局，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是仅见的。并且，由于宋皇宫相对狭窄.众多中央官府，如“两府八伉”、尚书省、御史台、秘书省、大晟府、太常寺等.只得安排在皇宫外，主要是皇城南面御街两侧。此举开我国占代皇宫前面于步廊两侧布置中央官府的先河。
在平面上，表现在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城墙不再是城乡的分界。附廓草市及城外厢坊的出现，缓解了城内的拥挤局面，在不建筑新城的前提下，拓宽了城市空间，从而突破了“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传统模式，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楼阁普遍出现，从而增加了城市的容纳量和吞吐量。从高耸的佛塔到高人的楼阁、雄伟的宫殿，直至低矮的平房，出现了丰富的空间层次，形成了城市天际线。
说完皇城，我再向皇上推荐李应为皇城禁军统领。赵佶问道：“此人是否可靠？”
鹅答道：“末将如今做了陛下女婿，陛下还怕我选的人不放心？”
赵佶笑道：“我只信任你，此人则不熟悉，既是你信任之将，便任命他为皇城禁军统领吧，直接听朕旨意，不再由太尉府管辖。”
于是，派侍卫连夜召回李应、杜兴、燕青、蔡庆，任命李应为皇城禁军统领、杜兴为皇城禁军副统领，调任蔡庆接替杜兴为军械司总管事，调任燕青为殿前司选拔的一千名禁军高手统领，直接听从我的调令。叫他们即日起，及早交接手续，隐藏“梁山反贼”身份，以免再受人怀疑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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