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王昌龄一个小小的八九品小官吏，在至少是正四品下的刺史面前，揭露其叛逆企图，恼羞成怒的闾丘晓必对王昌龄起了杀心。
《资治通鉴》说闾丘晓这个人傲慢凶狠，似这种敢杀诗家天子的狂人，杀他百次都不够。好在一向同情诗人的张镐，最终替王昌龄报了仇，算是告慰了王昌龄的在天之灵。
（三）
王昌龄（698—757），字少伯，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说京兆长安人（今西安）人。盛唐着名边塞诗人。
王昌龄早年贫苦，主要依靠农耕维持生活，30岁左右进士及第。初任秘书省校书郎，而后又担任博学宏辞、汜水尉，因事被贬岭南。开元末返长安，改授江宁丞，后被谤谪龙标尉。安史乱起，为刺史闾丘晓所杀。
王昌龄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人交往深厚。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边塞所作边塞诗最着，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誉，又被后人誉为“七绝圣手”。王昌龄诗绪密而思清，与高适、王之涣齐名，时谓“王江宁”。有文集六卷，今编诗四卷。代表作有《从军行七首》《出塞》《闺怨》等。
在唐代诗人中，王昌龄始终是个迷一样的人物。
他的许多诗句我们都耳熟能详，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寻渐》）等等，但是，他的一生行状，史书所记却寥寥无几。
王昌龄是一个独孤走在人间的大唐诗人，如陈子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般。
也许正是这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饱满的心，王昌龄才把自己的本真与本心，在笔端尽情绽放，为后世留下那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诗作。
大唐的由盛转衰，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空前的污浊，王昌龄用其真心写春秋，恰似在尘埃中开出了一朵朵属于自己的花。更像是那轮明月，无论盈亏，始终都守护着传承千万载的华夏文脉。
（四）
戍楼上徘徊的月，曾陪着王昌龄走马边关。
王昌龄曾“漫游西北，奔赴边塞”，希望有朝一日立马横刀，征平胡虏，建立不世的功勋，却奈何时运不济，只得悔叹：“虽投定远笔，未生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
王昌龄虽未曾在尘沙飞扬的大漠边塞建立寸功以扬名获利，但他对人生境遇的敏感体验，已经和他手中的笔融为一体，走马边关入诗中，成就了他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边塞诗人”的美名。
王昌龄边塞诗里多次现“月”的身影。如，“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出塞二首》其二），再如“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七首》其二）等，在这些诗中，“月”几乎成为了诗人营造边关孤寂冷清氛围的关键意象。
可以说，王昌龄把月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
在边塞，王昌龄是一个旁观者，也是亲历者，他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了边关将士清贫的生活和战斗的艰苦，以及他们奋勇杀敌、誓破楼兰的豪迈情怀。
此刻的月，似乎不仅仅是为了渲染边地的凄寒。试想一下，在百年征战的古老战场上，战事初歇，战士们枕戈待旦，四野月色昏黄，尘沙飞扬，这时的“月”便不再只是阴柔洁白的玉轮，而是成为了烘托爱国将士们的英勇奋战的英雄形象，营造悲壮的战场氛围的不可或缺的情感象征。
还有一层意义。战士们远离故土，那轮同样照耀着故乡的明月，自然也成为了他们思乡怀人的情感寄托。他们辞别故土，远赴边关，甘愿忍受寂寞和疲惫，也是为了确保家国的安泰，此刻的月又成为了他们征战沙场的力量源泉。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边关烽火连绵，家书亦抵万金。长久的战事带来了的精神上深重的离别之苦。王昌龄作为一个亲历者，通过自己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戍边将士的悲苦与愿望。
“烽火城西四百楼，黄昏独坐海风情。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月”再一次出现，在茫茫荒漠，西风劲吹，烽火城楼虽逾数寻，却抵不过羌笛悠悠唤起的浓浓乡愁。
在诗的后半句，以“关山之月”入手，笔锋忽转，千万里外征人的娇妻也在同一片月光下愁肠百结。一轮明月，两处相思，巧妙地把征人思亲，思妇念远联系在了一起，愁上加愁，哀婉动人。
（未完待续，随时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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