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风习习，气温比白天舒爽了些。吃过晚饭的副业队社员，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背着土篮，三三二二，陆续汇集到地边。邵勇看着大家认了垅，叮嘱大家上些心，挨棵摸到，不要丢了一棒苞米。社员们扎进地里，苞米棵子摇晃，长刀似的叶子，荡到人身上稀里哗啦地响成一片，在微弱的月光下，就如同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
夜未央，人不寐。一气忙活到大半夜，青苞米终于掰完了，在地里堆成了几座小丘。安排下道明、文明、家有、柱子和栓子几个人守夜，邵勇没有回家，而是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队部。队部院子里也堆着青苞米，看堆的差事儿，派给别人他不放心。
后半夜，青年点的俩知青摸过来。他们算准这档儿，是人最困的时候。人睡得死，从屋里抬到外头都不会醒。要是干了一天的活儿，恐怕打两下也不会知道。
可他们千算万算还是算歪了。两个人虽然年纪不大，却是老手，没少晚间到邻村偷老乡的鸡鸭鹅。这次偷副业队的苞米，也是现生心。下手前，俩人儿做了分工：一个把风，一个偷盗。动手前，把风的青年学了两声狗叫，在阒寂的夜里，深长而幽远。
邵勇不敢放纵满脑子的瞌睡虫，躺在苞米堆上，半梦半醒，闭目养神。不合时宜的狗叫声引起了邵勇的警惕，他侧耳听了听，世界是那么空洞，那么安静，好像都沉浸在梦乡里，只有星星强打精神，睁着惺忪的睡眼。
过了几分钟，邵勇倏然从寂静的天籁里，察觉到一丝诡异的沙沙声。凭经验，邵勇断定是爬行时，人与地面上的茅草接触弄出的声响。人怕见面，怕四目相对时的尴尬。邵勇翻了个大身，如同做着噩梦，说着梦话：
“文明，文明！你在哪啊！”
把风的知青知趣，压低声音，闷声又学了两声狗叫。爬过来的知青不敢再往前，倒着慢慢退了回去。待两人隐身，邵勇也坐起来，再不敢合眼。
第三天，日上三竿，小型厂的车来拉青苞米和青毛豆。邵勇与金晓阳再次碰了下头。原因是小型厂王主席递话，可以帮助他们弄些平价细粮。晓阳的意见是弄个几百斤，过年过节改善生活。邵勇却不同意，准备都换成粗粮。
在换粮这件事上，俩人驴唇不对马嘴。邵勇主张兑换成高粱，理由是高粱有壳，耐储存，加工后，可出高粱米和米糠。有了糠，就可以搞养殖。晓阳主张兑换成苞米，理由是苞米加工后，不产生糠，没有一点浪费。现在，人的嘴还填不满，哪顾得上牲畜。俩人争得脖粗脸红，各不退让。最后，看时间实在来不及，必须给人家个准话，才折中了下，一半高粱，一半苞米。
副业队粮食进仓没多久，大队长邵普闻讯而来，他信步踱进了副业队，散工的社员路上见着，主动打着招呼。他们爱戴自己的大队长，像爱自己的父兄。
一般情况下，社员们不参与南大洋的决策，更不会反对大队长。不论邵普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因为他们懒得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上斤斤计较，更不愿在生死攸关的大事上费脑细胞，他们一贯的做法是，大队长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大队长的决定就是他们的决定。这种无原则的依赖，也无形中助长了邵普的自负，让他在某些时候，并不能充分发扬民主，而是武断，甚至是刚愎自用。
邵勇进了副业队的院子，发现除了邵勇、金晓阳，再没有多余的人。更夫老马头和值班的道明、家有等人，被邵勇放回去，先行回家吃晚饭。
晓阳见邵勇留下，自己也不好先回。邵普走到西厢上的马厩边，看拴在槽头的几头牲口在吃草。邵普伸右手抓了一把，摊在掌上，左手食指边扒拉边瞧，难见里面有精料，心情格外沉重。感叹：人遭了灾，牲口也跟着遭罪啊！
晓阳眼尖，发现了邵普，喊了声：
“大队长来啦！”
三步两步跳到院子里。邵勇也跟了出来。邵普跟他们一一握手，与邵勇打趣道：
“怎么？我刚到副业队就跟俺红眼睛啦？！”
邵勇挤了下干涩的眼睛，笑着回道：
“大队长，平时你是八抬大轿都抬不来啊！我这不是感动加激动吗？”
邵普朗声笑道：
“老十三，跟六哥耍嘴皮子啦？你真出息个暴！”
晓阳过来打圆场，赔笑道：
“大队长，俺们这几天可忙坏了！白天抢收，晚上看堆儿。邵勇这几天没日没夜，一个人顶二个人用。”
邵普拍了拍邵勇结实的肩膀，带着关心地问候：
“工作重要，身体更重要。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本钱弄没了，还咋革命？！”
晓阳讨好道：
“大队长教导得是，俺也提醒过邵勇，可他一忙起来，就成了拼命三郎。”
“好了，不扯这些个闲篇。你们也知道，俺也是公事一大堆。今天，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一脸坏笑，“外面风大，俺们到里面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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