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政务院中，墙外一圈顶盔掼甲的虎卫甲士，墙内，锦衣卫十步一岗，严格监察着所有人。
殿内，王瑾和他的政务大臣，周瑜，司马懿，王辙等人，在审批各地呈上来的奏折。
新的官制的推进，极大的削弱了地方官员的权利，尤其是原来的州牧和郡守，那种军政一把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各地官员，尤其是世家大族的官员对此很不满，有不少人辞官挂印。
权利被分润，监管力度变得严格 这让他们非常不适应。
明目张胆的反抗他们又不敢，只能用辞官这种方式表达不满。
看似幼稚可笑，但其实不然，在以前，这招其实很好用。
在地方，尤其是走到郡县之下，当地豪族甭管是鱼肉百姓还是巧取豪夺，但是都对稳定地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县官不如现管，朝廷和皇帝离百姓太远，但是他们身边的地方豪族离他们却很近。
有他们帮忙，当地的秩序会相对稳定。
再有一点就是，世家大族子弟，往往都是官场上的主力，寒门出身的都是少数。
当他们大规模辞官，难免会出现基层管理力度缺乏的难题。
至于为什么明明在晋武帝之时，大晋就已经出现科举了，可现在官场上还是世家子弟居多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无外乎三点。
首先就是家族背景与社会资源，世家大族往往有着深厚的家族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家族中先辈积累的政治、经济和人脉资源，能为后代入仕提供便利。
他们通过家族联姻、师生关系等，相互援引、支持，为子弟创造更多的为官机会。
其次是教育资源优势，世家注重教育，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
他们延请名师教导子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使子弟在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方面有较好的基础，更易通过科举等途径入仕。
此外，世家子弟从小接触家族中的政治事务和社交活动，受到政治氛围的熏陶，培养了政治才能和素养。
最后就是，文化传承与家学渊源，许多世家有着独特的家学传承，如经学、史学、文学等。
这些家学传统使子弟在某些学术领域有深厚造诣，在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时代，具有一定优势，有助于他们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仕途。
世家大族家里的很多藏书，是寒门子弟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接触到的。
对于这一点，王瑾的应对方式也很简单，他决定开新朝第一次科举选才，而且要把考核的内容更改。
参考隋唐之时的科举内容去考试，分常科和制科。
常科中有，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明字科和明算科。
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有帖经，即考经文填空；经义，要求考生对经典的文句进行解释；时务策，考查对现实问题的见解。
进士科：初试有帖经，二试是诗赋，要求考生创作五言律诗或七言古诗等，主要考察文学才华，三试是时务策，侧重于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对策。
明法科：主要考律令，要求考生熟悉各种法律条文，以选拔司法人才。
明字科：测试文字学知识，包括汉字的音、形、义，以及书法等内容，旨在选拔文字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明算科：考试内容为数学中的内容，如算术、几何、天文历法等方面的问题，以选拔数学和天文历法方面的专业人才。
制科是由皇帝临时下诏设立，科目繁多，如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博学宏词科等。考试内容根据不同科目要求而定，通常包括策论、诗赋、经史等方面，侧重于考察考生在特定领域的才能和见解。
而不是如明清那般考八股文，王瑾知道八股文的缺点。
首先就是束缚思想，八股文要求“代圣人立言”，作者只能按照封建统治阶级规定的思想和范围来写作，必须遵循儒家经典的教义，不能自由表达个人的观点和见解，严重束缚了文人的思想，阻碍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
再有就是形式僵化，八股文有严格的格式规范，从破题、承题到束股、落下等各个部分，都有明确的字数、句式和结构要求。这种僵化的形式使得文章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和创新，文人往往为了迎合格式而忽略内容的质量，限制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还有内容空洞，由于八股文的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脱离实际生活，考生为了应付考试，死记硬背经典条文，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写出的文章大多空洞无物，缺乏实际的知识和见解，难以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学和实际能力的人才。
最重要的是阻碍学术发展，八股取士使得文人将精力都集中在八股文的写作上，追求科举功名，忽视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导致学术研究的范围狭窄，学术氛围僵化，不利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学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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