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的当然是写本、佛画，大多数是以卷轴装为主，还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其他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绢幡佛画，以及古木刻印刷品，铜和木制的佛家法器等物件。
这些宝物的时间跨度大约有600年，历经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和北宋，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账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其中佛教类的最多。文字方面，汉文最多，还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及中亚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以及科技的巨大宝藏。
上面讲到，叶昌炽当时在日记里说：“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比如其中有《老子想尔注》残卷，《老子化胡经》残卷，河上公注的《老子道德经》等，这些残缺不全的宝贵文献，对系统了解早期的道教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更何况那些被列强抢走的大量珍宝了。
余秋雨的《道士塔》中这么讲的，“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不仅余先生想问，亿万中国人也想问，估计王道士自己也想问问，为什么他等待多年，怎么没见一个人来真正关心这些文物。对于王道士，学界、史界对他恨之入骨者有之，怒其不争者，同情体谅者有之。有些人站在客观角度上对他进行评价，比较全面、公允，有的则不知前因后果便把千古罪人、民族败类几顶帽子奉上，芸芸众生之相全赖王道士所赐我们才能欣赏得到。其实我更想问一问，2000人的八国联军都能横行无忌，抢了圆明园，中国人都去哪里了？
还是先看看王圆箓在敦煌期间都做些过什么吧。
他改建了三层楼，修造了三清宫。
三层楼要重点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它建于晚唐，外面的木质结构早在明朝时就已经破败了，而藏经洞就在它的下面。为了更好地保护它，王道士四处化缘对三层楼加以修复。有的道友也许说了，那还不是为了当成他的私有财产才保护的？私人财产不是也在中国，也是中国的吗？
不仅如此，王道士还四处搞钱来补葺千佛洞，他是一个道士，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些和尚们的东西吧。当时经历千年风沙洗礼的千佛洞一直没人管理，偶尔还住进些土匪大盗什么的，早就破坏得面目全非了。王道士花钱请人进行了整理，这本是好事，不过因为打通洞壁造成了大量壁画的彻底破坏，当然这不会记录在墓志上面的，却被文人们当成了一桩不可宽恕的大罪。
在敦煌博物馆里有一份《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是王圆箓在1910年所记的化缘来的账本，共计白银129两，银元6块，用于保护莫高窟的佛像。账簿首页有一篇《重修鸣沙千佛洞募缘疏》，记载着这次事件的始末缘由，他是以一个卑微的身份做着伟大的事情。
斯坦因在1921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他将全部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咱们的一些学者呢，有几个知道他做了这些事，或者不屑于知道？
王道士还有一个大工程，就是重建五层楼，同样是为了保护大佛的。注意是保护大佛，不是三清道祖，不是道教诸神，并且还亲自上工地，可惜还没完工就辞世了。至于他还修桥、绿化、垦田等等，这些事估计很多人更不屑知道了。
可见，王道士在敦煌着实做了不少事，正因如此，县里面给他正式明确了道会司的职务，管理太清宫、王母宫、西云观等，同时全县道教的事情也交给了他，也希望他来保护藏经洞。
在发现藏经洞以后，他的一系列做法其实非常符合他的身份。
首先，他和发现的人商量后决定不能随便动先人们的功德物品，反而第一时间用砖头把洞口封闭保护了起来。同时嘱咐知情人不要对外宣传，以免引人觊觎。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他是有私藏起来的心理，哪怕百分之百想据为己有。
其次，无论是主动也好被动也好，他多次上报是事实，试图得到官方的妥善处理也是事实，但是当官的做法让他失望也是事实。经受这种待遇以后，换了你会怎么做？要知道，他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也就是说他的意识里藏经洞的这些东西没什么价值，否则也不可能白菜价，应该是沙子价卖掉了。同时，他是个小人物，一个极为卑微、渺小的小道士，靠四处化缘生活，让他有多么高的家国大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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