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上台以后，开始佛道间还算平静，没有闹出什么让皇帝烦心的事儿来，这点眼力见儿双方都还是有的。
慢慢的，渐渐稳固了政权的李世民也有时间来处理政务了，对于二教的政策，也开始过问。
有一天李世民却找来傅奕，对他说：“你还记得我老爹退位那年你干过什么吧，差点害死我？”
傅奕表示很无辜：“您是皇帝，话可不能乱说啊，我对台灯发誓没有过。”
“什么是台灯？能吃吗？算了，你还记得在想当初——那年太白金星挂在秦地上空时，你给我老爹送了份密秘情报，说我将来要当皇帝，有没有这件事？”
“那个……这个……似乎、也许、可能、大概、好像有过吧……”
“别装了，我老爹当时就给我看了，我还以为你那是想害我呢，还好没事……你的腿怎么了？……嗯，放心，和你说这件事不是想追究你，要追究早就把你咔嚓了。以后别有什么顾虑，有什么事多请示，多汇报，这样才能继续进步嘛。”
史书记载，太宗曾在上朝时对傅奕说：“老傅啊，我听说人家佛教的教义特别玄妙，留下来那么多的圣迹，而且他们说的那些因果报应什么的好像也挺灵的，为什么唯独你就领会不了他们的教理，还总要打倒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傅奕回答说：“陛下啊，你可别被那帮子和尚们给忽悠了啊，他们那可是狡猾狡猾滴，他们那个佛祖更是狡猾的祖宗。关键是佛教是外族传进来的，和尚们打着佛祖的旗号去欺骗边远民族，先传播的西域到处都是，然后又逐渐入侵到我们这里。在我看来，那些信奉佛教的都是邪僻小人，他们模仿我们的庄子、老子编造了所谓的玄言，用来掩饰他们妖幻的教义。谁都能看得到，佛教不但对百姓没有好处，对国家危害就大了去了。”李世民点着头感觉傅奕说得对。
通过这段记载，大体可以反映出唐初的宗教政策，李世民对佛教不但没有歧视和打压，反而和一些高僧有着密切的来往。627年，李世民在终南山大和宫的旧址上盖了座龙田寺，赐给了法琳居住，629年，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三藏来长安翻译《宝星陀罗尼经》《般若灯论》等，还请了位叫张子良的制序。对了，诸位道友是不是会读般若一词，估计有些人会读错，这里的“般”的读音是“波”，以后可别再读错了。
沉寂了几年以后，632年时傅奕这位反佛斗士又开始上疏，发起了新一轮的反佛论战，接着在633年二月，太子中舍人辛谞着《齐物论》破难释教。佛教界认为他这是“心存道术轻弄佛法”，于是慧净发表《析疑论》反击，法琳感觉慧净反击得不够力度，又亲自对它加以拓展。
637年正月，太宗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儒先道次释末，但也有人说是道、儒、佛这个次序，暂就不考证了，总之道先佛后是一定的，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道诏书下来以后，“京邑僧徒各陈极谏”，法琳、智实、慧静、法常等伏阙请命，据理力争。
智实发表了《论道士处僧尼前表》表示不服，说陛下您这样做，“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道士们就是旁门左道，整天装神弄鬼糊弄您，我们大佛教才是真正的有利于国家的。
李世民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堂堂一国老大，说的话还敢不听，谁不服就杖责。智实说了，就算杖责我也不服，李世民一听，既然你这么要求，不满足你怎么对得起擀面杖，那就打吧。
杖责以后，智实就隐居去了，不过却收获了众多的崇拜者，可惜第二年就圆寂了。
639年九月，秦世英告发法琳着《辩证论》讪谤皇室宗庙，太宗大怒下敕沙汰僧尼，要问罪法琳。前面讲过这段历史，法琳死于去蜀地路上。
很巧合的是，傅奕就是在法琳被流放前，639年早法琳一年去世。这样佛、道二教就同时失去了扛鼎的一辩选手，也标志着唐初这次佛道之争告一段落了。
总的来说，傅奕一生前前后后共七次上疏反佛，他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从大汉民族的传统意识出发，认为佛教的传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入侵，危及我们传统的道教和儒学的基础和地位，所以必须排斥佛教。
二、从国家经济利益出发，佛教大量侵占了本属于国家的人口、土地、税收等资源，所以他才主张废省佛僧。
三、从加强国防出发，实际上从内部的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僧人数量巨大是一个潜在的危机，所以主张简僧。
四、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出发，指责佛教徒的不忠不孝，别的不说多一个和尚就意味着未来少几个人口，这只是明面上的损失。
以上就是唐初的第一次佛道之争的大体情况，结局呢？总体来说，道教略处下风，勉强算个平局吧，即道教VS佛教：一比一平。前面已经讲到，唐高祖、太宗和高宗也常召集高道名僧在宫廷辩论，每每是采取扶道抑佛拉偏架，要不是道士们一般辩论不过善辩的和尚，以免损伤李氏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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