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汉朝刚刚传入中国时，为了能快点站稳脚跟，迅速发展起来，无论是外来和尚也好，本土和尚也好，都在朝九晚五，嗯，工作量有点不够，差不多朝五晚九吧，总之就是非常努力地翻译经书，积极宣扬佛法。佛经这东西，现在随处可见，道友们没看过的话可以找一部看看，比如心经、坛经、金刚经之类的，还是挺难的。当时的古佛经比这些经书要更深奥，推广起来也不是很容易，于是，大和尚们也有样学样，学着道士们经常深入基层，凭借医术治病救人，这是一条能迅速得到人们的认可的捷径。
初期的传教对象不太可能是贵族、士人，他们精神、物质上都丰富着呢，不好忽悠，那是以后的发展对象。那么百姓呢，大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对宗教的态度其实特别单纯，他们关心的不是你的教义是否高深，再高深他们也不懂，他们看的是你的法力高不高，能不能解决我的实际困难，精神上的也好，病体上的也好，要不然让你所崇奉的神灵有什么的弄点神迹出来大家看看也行！想当年的张角的太平道如此，三张的五斗米道也如此，光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没有符水治病的手段，十寸长的舌头也不管用，没实惠谁跟着你去造反？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魏晋时期有一种“六部七宗”的说法，大体就是说随着诸位高僧的夜以继日地译经传法，各种佛经数量逐渐增加，仅般若部就出现了七个分支，其中就包括下面要提到的道安，他是本无宗的代表，其他就不细讲了。当时佛教的经义的壮大，实际上也表示了佛教的势力在壮大，显露出来的是佛教要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抢生意的意愿。但是佛教毕竟是一种泊来的思想，要想立刻突破华夏传统思想文化的阵地，最有效地应该是利用一个媒介，自然地融入到汉族文化中，而不是杀出一条血路来。有着哲学、宗教学性质的黄老学说和道教的方术玄学就成了佛教从大师们的是最佳的选择。
当然，上层社会是绝对要交好的，没有他们的认可是绝对不行了。所以，为了得到广大士族、贵族的认可，般若学就成了名僧们与名流们相互交流的主要武器，大和尚们在和士人们聚会闲聊时，人家聊起了黄老和玄学，他们在很亲切、自然地嗯、啊的应和的同时，也会借机把般若大法隆重推荐出来，为了能更愉快地聊下去，士人们也会主动了解和尚们的思想，于是，佛教就成功地借助玄学破冰，渐渐吸引了很多士人和儒家，算是立住了脚跟。虽然这棵小草还很柔弱，只能依附儒家和道教，但最终还是迈出了第一步。
魏晋时期，以老庄为中心的玄学盛行，前面也提到过，魏晋风流、清谈误国嘛，这客观上促使了道教的快速发展，佛教也跟着水涨船高，同样兴盛起来，并且已经发展出很大的势力。比如前面讲到卢循割据广州时，就与佛教相互保持互不侵犯的和平外交政策，刘裕南下追着卢循往广州打的时候，同样也不敢侵犯沿路的佛寺的利益。古今中外，过去未来，只有强者之间才有真正的平等，落后就要挨打，这都可以说是真理了，如果佛教是个软杮子，早被人晒成杮饼子了。
此时，佛、道之间的关系早就不再那么单纯了，两者之间虽然依旧在很多地方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但是为了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支持，为了得到更高的地位，也为了争夺信众和利益，两教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思想斗争，从开始的谁是正宗，谁是老大的争斗，向着正统、蛮夷，甚至正邪之争的趋势发展着。
想当年老子他老人家肯定没有想到，他的一次简单的西行，衍生出楼观道的两部重要的经书，一部《西升经》，一部《化胡经》，于是，佛、道两教就开始了是老子教化了释迦牟尼还是释迦牟尼教化了老子的问题上的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你说您老人家好好在图书馆里喝喝茶，看看报多好，没事非要出去溜达这么一趟，弄得后辈们吵了好几百年。
道友们都知道老子化胡和尹喜之类的应该是传说，那么《西升经》自然也就不太可能是尹喜写的了。葛洪在《神仙传》中就提到过这部经书，所以推断此经成书大约在魏晋时期，有学者推测是梁谌所作，也有人说是葛洪所作，但一直没有直接证据。
《化胡经》全称是《明威化胡经》，虽没有准确的证据，但由佛教、道教等各方面的一鳞半爪的史料来分析，作者可能是西晋的王浮。王浮和梁谌差不多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在一些史料中可以推断出来，在此不过多论说了。道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近现代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每个人说的都好像很有道理，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又都拿不出准确的证据，当然，如果哪位朋友有准确的史料，证实两经作者及准确的成书时间等，期望不吝赐更。
《西升经》虽然主要是对《道德经》进行阐述，但有明显的化胡贬低佛教的内容，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两经的共同之处就是不同程度的通过讲老子西升化胡这件事，来贬低和排斥佛教，借老子来对抗释迦牟尼的。道教认为佛教是老子西行后教化胡人后发展而来的，所以佛教自然就是小弟，道教是大哥了。只不过当时佛教势微，反而对这种负面的宣传有些喜欢，因为这样反而起到宣传自己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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