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军统帅部指挥混乱造成的恶果，白健生比谁感触都深、痛愤都大，他毕竟是直接品尝这枚苦果的人。反击时经常左右掣肘，最后战役失利。
日军稻叶师团的陆路、水路补给线全部打通后，又得到后续力量和长江日军舰炮的支援，一时气焰更加嚣张。
1938年8月30日，在黄梅死守的日军主力开始反突击，黄梅城外阵地上，华、日两军混战在一起，展开了艰难的拉锯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多达十余次。
傍晚，连日苦战已深感力不从心的国军第84、第68两军见击退日军无望，于是决定当晚放弃阵地，向广济及其西北高地转移。
可是日军缓过气来后，更是得势不饶人，紧跟在国军第84、第68两军身后，穷追不舍。国军兵败如山倒，无心恋战，只能向兵团部连连求援。
李品仙兵团此时也山穷水尽，手中预备队已用光，哪里还有援兵可派。
最后只能各处搜罗、拼凑出最后两个团前往增援，但这一切已无济于事，国军终于一溃千里，败下阵来。仓皇溃败的国军甚至来不及破坏公路，使日军沿黄广公路的攻击更加迅猛。
9月6日，稻叶四郎率领的第6师团一部突破四家寨、笔架山，直逼广济重镇。
广济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又处于水陆两路交通枢纽，向南可直指武汉最后的屏障--田家镇要塞，西进则直指浠水兵团部，是进攻武汉的最佳捷径。
华日双方都意识到广济是重要必争之地。早在1938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就致电白健生和李品仙：“广济地区与回家镇要塞相连，极为重要，应置重点于该地，集结兵力，纵深配备。”
可能考虑到李品仙部有支撑不住的那一天，又强调：“广济以东山地，万一发生破绽，亦无关系，惟广济阵地必须固守。”
而白健生更是知道广济的重要，早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电令之前的7月13日，就曾亲自到广济视察，并在广孝寺长官部召开军事会议，明确指出：广济地区对我军作战有利，划定广济为固守区。
所谓“固守区”，就是死守地区，对这一切，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兵团司令长官的李品仙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更清楚眼前严峻的现实实力。
国军各部久战疲惫，多被打残，又无预备队，纵然想坚守广济，也是想想就好，弄不好广济城内的国军会全部让日军包围歼灭。
思前想后，考虑再三，李品仙还是决定先让部队撤出城区，在两侧山地构筑工事建立防线，阻击日军西进，再相机反攻广济城。
李品仙出此下策也属无奈，在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时写道：“眼前勉强可以作战的部队，只有第48和第7军各两个师而已。为了巩固鄂东防线，请速派精锐部队换防。”
兵没要到，李品仙却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人一通痛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命令李品仙尽快发起反攻，夺回广济城，后因见反击部队确实单薄，才答应把调往江南的曹福林所部再调回江北，交由李品仙指挥。
但被折腾得够呛的曹福林所部能起多大作用呢？李品仙被逼无奈，只能集合各路残兵，第48军、第7军共4个师尚有些战斗力，作为主力，向广济地区发起最后的反击。
9月13日，国军全面总反攻广济开始。张义纯的48军、张淦的第7军、在广济梅川西、沂广公路的四顾坪山一带山地，与日军展开了拉锯战。
白天，日军依仗呼啸低飞的战机和密集的火炮，强行突破华国军阵地，但一入夜，华国军各部四面出击，阵地上枪声终夜不熄、火光不断，喊杀声更是惊心动魂。“
日军素质好，应变能力快的优势在这茫茫黑夜的血战中也体现出来。原来日军以为华国官兵的喊杀声是为了壮胆，鼓舞土气，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国军黑夜中大喊的秘密。
由于双方纠缠在一起厮杀，夜里光线太暗，日军官兵看不清对手，常常自己人跟自己人杀得你死我活，而华国官兵的喊杀声却在告诉战友：“留点儿神，咱是自己人。”
所以日军很快也大呼小叫起来，战斗紧张而激烈，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数易其手为常事，饶婆岭和北岳山，第84军六进六出，空前悲壮。
广济丛山口，王赞斌的174师行动突然，官兵视死如归拼命搏杀，终于围歼此处日军400余人，夺回了丛山口阵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在汉口知晓战况后，马上通报全军，嘉奖国军第174师。在龙顶寨，川军一部与日军逐巷、逐屋争夺，浴血奋战，三进三出龙顶寨，杀敌过千，但川军也牺牲了3000多人。
最初几天的反击，国军有新锐部队投入，加上秋雨霏霏，云雾弥漫，限制了日军飞机的行动，战斗局势一度有利于华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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