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桌上事情往往更容易解决，邹聪打算和老人拼一拼酒量，等到大家酒劲都上来了，再把事情一说，把礼一送，保不齐老人就答应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老人把菜端上了桌，很朴素的三菜一汤，一盘空心菜，一碗水煮豆腐，一碟花生米，一盆鸡蛋汤，寡淡得很。但我们既然要在这吃，那么即使再寡淡也要硬着头皮吃下去。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碗，跑到厨房灶边上盛饭。然后回来，夹着桌上的菜，狼吞虎咽地，假装饭菜十分可口。老人没动筷子，他解下腰间的烟斗，往里塞了一团烟叶，点着了，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我见状，赶紧踹了一脚把头埋进碗里的邹聪，邹聪这才醒悟过来，从兜里掏出烟，递给老人，说道：“大叔，您抽我这个！”
老人迟疑了一会儿，把烟斗放下，接过烟，朝着滤嘴的地方看了看，说道：“这是好烟哪，你们学生娃真不心疼钱！抽这么好的烟做什么！”
我感觉事情不妙，老人看起来不像是贪图这种蝇头小利的人，我们的礼物攻势马上要失去作用。我以为邹聪的脑子很灵光，这时候应该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挽回一下。谁知他全然没听见老人刚刚说的那句话，掏出打火机，帮老人点上。直截了当地问道：“大叔，您这有酒么？”
老人夹着手中的烟还没等抽上一口，听了邹聪的话，直接愣住了，有点生气地说：“我这一年种的谷子，也就够一个人吃的，偶尔能省下一些，换些钱补贴家用，哪还有多余的粮食拿去酿酒？你个学生娃，才多大年纪，就烟酒都沾了？怎么不学点好？”
我们被这么训了一通，本打算说出口的事情又咽了回去。只好默默地扒了几口饭，各自下了桌。
下午，老人要去除草，我们也主动揽了些活来做，毕竟不能白吃人家的饭，出点力是应该的。老人说：“既然你们闲着，那就帮我把门口放着的几根木头锯了吧！”
老人家门口堆了一堆长短不一的松木，都是长歪了不成型的木头，做不了木材，只能当柴火烧。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差不多有二十来根，最短的一根也有三米多长。按照老人的意思，要把它们锯成三四公分左右的木块。为了博得老人对我们的好感，我们轮番上阵，把木头架起来，操起钢锯就开始干起了活。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快我们就发现，锯木头和打篮球什么的运动根本就是两码事，发力点也不一样。我是第一个上的，锯了三棵半的树，气力已经跟不上，刘凯把我替下去，只完成了两棵，后面速度明显就慢了下来。邹聪是我们三个人中间最能干的，他一口气锯了五棵，等到第六棵的时候，我看他大汗淋漓的，赶紧上前替他。这样一来二去地轮换，我们在太阳下山前完成了工作，成堆的木头堆满了门口一半的场地。我们又将它们逐个排列，垒成两座高高的小山。
不多时，老人也回来了，他扛着锄头，手里提了个布袋子。看着门口堆着地满满的锯好的木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道：“看来你们学生娃也挺能做事的，是我低估你们了，不错不错！你们也没必要把它垒起来，后面等晒干了还要劈开的！”
不管怎样，我们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为了犒劳我们，老人打开手里的布袋子，从里面拿出两斤瘦猪肉，一瓶烧酒。老人是刀子嘴豆腐心，自从中午邹聪在他跟前提了一句有没有酒，老人就放在心上，趁着锄完草，太阳还没下山，他翻了几座山，搭了一个顺路的车子去到离这最近的集市，买了这些东西回来。
晚上，我们烧火，洗菜，老人特地杀了一只鸡。厨房滋滋地烧菜声不绝于耳。我和邹聪把客厅收拾了一下，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等着厨房把菜烧好。期间我们也露了一手，邹聪炒了个烧茄子，我做了一个家常炒肉。忙活了近一个小时，所有的菜都上了桌，炖鸡肉，小炒肉，茄子，拌黄瓜，炒花生，炒鸡杂，韭菜鸡蛋。整张八仙桌都摆满了，让我感觉自己并不在异国他乡，而是又回到了老家，像过年一样。老人坐在靠北的位置，看着一桌的菜，十分地高兴。
“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老人笑眯眯地说道。
邹聪给老人倒了满满一碗酒，问道：“大叔，您家里其他的人呢？”
老人说，他出生在北方，十二岁的时候家里闹了旱灾，活不下去，就跟着村里人一起逃难，在西北逗留过一阵，拜了一个师父，学起了木匠手艺，但没到一年，师父患了病，撒手而去。他只能另寻别处，后来兜兜转转，打过短工，放过牛，扛过包。二十岁那年，来到南方，受不了湿寒气，大病了一场。一个过路的人把他救了，随着他来到这个偏僻的上卢村。以前这里一点都不偏，上卢村住满了人家，下卢村也有十好几户。两个村子中间有一条路，村里人来往也频繁。后来是因为时代发展，村里人嫌种地挣不了钱，一个二个就都跑到大城市，进了外国人办的厂里打工，一去不回。久而久之，这里就剩下老人一家。老人认了那位救命恩人做干爹，在干爹手上学了一些手艺。后来在他二十八岁时干爹病故了，他就一个人守着这个村子。靠着干爹留下的五亩水田，一两块菜地自给自足，生活凄苦。老人没有娶过老婆，也没有收养儿女。就这样独自度过了三十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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