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梦庚带着内监高起潜和大臣黄澍的脑袋返回北京城向康熙皇帝复命，他不敢将张勇的话转述，只称张勇顽劣至极，拒绝投诚。
康熙皇帝却认为左梦庚看到清朝势弱，没有认真办事，甚至怀疑左梦庚有勾结“蓼匪”的可能，否则对方如何只是杀了两位副使，却让主使回来报告？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就算斩来使，难道不是应该都杀了或者只杀影响力更大的正使左梦庚以示威，而让副使回来报信吗？
康熙皇帝按照自己的理解，当即想要下令将左梦庚推出斩首，但是却被朝堂之上的索尼、宁完我和范文程等人所劝阻，众怒难犯之下，康熙皇帝为了发泄心头的愤怒，还是下令将左梦庚重打五十棍，并且派人对左梦庚的一家全天候监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大清皇帝康熙已经乱了方寸，除了宁完我和范文程那样的死忠分子外，一些原明故臣如张若麒、黎玉田、马绍愉、陈名夏等人，聚在一块合计，想要派人向城外不远的中汉军提前投诚，以便于日后在中汉朝堂之上可以获得一定的地位。
只是他们的密谋却被清政府所侦知，康熙皇帝实在无法容忍“奴才的背叛”，下令将所有参与商讨的大清朝堂之臣张若麒、黎玉田、马绍愉、陈名夏、王铎、王燮等文官一百七十余人，以及所能找到的九族家眷一万余人，全部在午门外或凌迟处死、或就地斩首，将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以儆效尤。
当很多人以为这些“里通外国”的人是死有余辜的时候，清政府开始了新的操作，不久便贴出告示宣布查获京城内“里通蓼匪”一案，将城内的富裕商户一千余家以及他们的家眷一万余人全部拉到城外挨个斩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西山惨案。
紧接着，从北京城中拉出了海量的物资，开始朝着北面的古北口而去，所有的信息都在表明，清廷全无固守北京之心，想要北逃。
北京城内负责情报工作的大档头方文在清廷杀害官员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发动一切力量，准备将探听到的消息给传送出去，但是好几次尝试均失败了，差点殃及到自己。
后来清廷开始杀害富裕商户，方文侥幸逃脱，化装成抬尸人的模样，将城内饿死的尸体给抬到城外丢弃，后来装作突然暴死的样子，藏在了死人堆中。
等到清军士兵离开，方文在观察了一阵之后才慢慢地向中汉军的方向摸索，他先是来到了中汉军张勇所部的大营，张勇派人将他送到了张鹿安的面前。
张鹿安得知消息后大惊，虽然早有朝臣向他说过“清帝可能效故元北狩”，但是大部分文武大臣却都是认为满清跟故元不同，满清的老家都已经丢失，根本不具备回去重振旗鼓的群众基础。
“陛下，别忘了，布木布泰的娘家可是蒙古人。”
王征提醒道，张鹿安瞬间惊醒，想要调兵进行拦截，却发现兵力不够，清廷似乎早有布置，主动放弃大量的城池，将精兵回调占据各处战略要地，南路的清军还在不断对中汉大军进行攻击，像卢沟桥就受到了清将鄂兑和穆德格等人的连续攻击，使得中汉军罗蕴章所部根本不敢移动，也相应牵制了中汉军张勇所部人马；
中汉军陈利六所部需要围困北京西、北两面，兵力也是捉襟见肘，张鹿安想要调身边的禁卫军前往追击，却遭到了兵部尚书张煌言和幕僚长王征的劝阻，他们认为禁卫军一定得首先确保“陛下的安危”。
张鹿安情急之下，只得派人给正在草原上征战的于七和张鹿声，要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挡清廷北逃蒙古草原的可能，否则一旦让清廷逃到了漠北，万一得到蒙古各部的支持，到时候必将成为一大内乱的根源。
按照张鹿安内心的想法，他可不会仅仅满足于长城以内的国土，他想要建立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大帝国，只有那样，才不算辜负他几十年的奋斗。
得到命令的于七和张鹿声也是相顾无言，他们真的很想向张鹿安说明，他们以地方军偏师能够打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吃力，如果再分兵去堵截清军最为精锐的禁旅八旗，难度实在太高。
就在于七和张鹿声非常为难之际，北京城内的康熙皇帝在招降张勇的计划彻底失败后，深知大势已去的他，加快了北狩的进程。
六月二十八日
康熙皇帝下诏声称，由太皇太后布木布泰带着后宫女眷先行前往木兰围场避暑，看着大量的皇家人员的撤离，整个北京城的军民是议论纷纷，清政府打消议论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见一个杀一个。
在那种恐怖的气氛之下，所有人只得选择闭口不言，纷纷躲在家中，可是人都是需要吃饭喝水的，晚上又实行宵禁，很多家里男丁便将家里仅剩的金钱拿出来购买粮食和薪材。
可是北京城内的粮食已经涨到了一百两一石的天价，绝大部分城内军民都是买不起，只能选择下河捉鱼、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期待在城破前不至于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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