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朱棣的马车来到西市，这所谓西市并非如唐宋一般划分坊市，而是以街道划分。
自永乐年间朱高煦推行行政开始，全国各个县城都在朱高煦的指示下开始了扩建或修葺，以便满足未来的宽阔街道和人口。
这项工程每年耗费并不多，也不过几十万贯，改造的速度也不快。
不过随着二十几年过去，许多县城都得以扩建，而张掖县便是其中之一。
张掖县作为府治，主干道分为张掖路和姑墨路两条，主干道为八丈宽，其余的街道则是五丈宽，再次的巷道为两丈宽。
西市道路基本都是街道，宽度为五丈，足够五辆马车并排而行。
至于行人则是走在人行道上，人行道宽二丈。
可以说，朱高煦对各县的规划，完全是为了准备迎接第二次工业革命。
马车在宽阔的街道上停下，朱棣并没有亲自去走访，而是让郑和和王彦去探访。
不多时，郑和与王彦便将张掖县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和衣食住行等价格给打听了一个清楚。
甘肃在洪武年间、永乐年间、洪熙年间先后经历了四次人口大迁徙。
大量的蒙古人、色目人被迁徙到了山东、河南、湖广，而江淮的汉人则是迁徙到了甘肃。
现如今，甘肃的汉人占比达到了五成半的程度，治安环境也随之好了许多。
加上朱棣和朱高煦坚持贯彻老朱对蒙古、色目人的政策，这导致蒙古、色目人早已被汉化。
至少在洪熙九年的张掖城内，朱棣看不到一个包着头巾，戴着毡帽的色目人。
将当地民族比例打听清楚后，朱棣也开始将心思放在了郑和、王彦打探的西北百姓生活情况上。
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质量，除了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少之外，还与一个时代的物价水平紧密相关。
决定物价高低的因素很多，例如铁路通车后，这注定了张掖的物价将会一定比例的降低许多。
对于普通的平民百姓生活来说，衣、食两者是维持生活的基本保证。
从食的方面来说，日常生活所需，可以“开门七件事”加以概括，亦即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衣的方面来说，就包括棉花、蚕丝以及以此为原料的纺织品的价格。
首先从柴来说，张掖在永乐年间的柴价是每担一百二十文，煤炭价格是每担一百四十文。
到了现如今，随着火车通车，各地货物源源不断运往西北，张掖的煤价也下降到了每担八十二文，故此城内多以烧煤为主。
再从粮食价格来说，火车未通车前，张掖米价每石六百文，麦价每石四百余文。
至如今通车后，米价降至四百三十余文，麦价也在四百文左右。
相比较江南每石米三百余文来算，这米麦价格依旧昂贵，但比起曾经却可谓便宜许多。
类似的还有人不可所缺的油，曾经的张掖每斤油达一百二十文，如今五十文便能买到一斤花生油。
其余的盐、茶、糖、酱醋等商品都不约而同的下降了两到三成的价格，可谓十分便宜。
至于衣服，张掖此前每斤棉花三文钱，而今只需要一文。
一匹白布此前需要四百文，而今仅需二百八十文。
一件棉衣此前六十文，如今只需三十文。
再说那食物，对于西北的普通百姓而言，牛羊肉并不贵，毕竟他们这里是产地，每斤牛肉不过十五文，羊肉也不过十六文。
在这西北之地，真正的奢侈食物是猪肉、鹅肉、和燕窝、鲍鱼等食物。
昔年张掖一斤猪肉二十文，如今随着铁路通车而下降到了十八文。
一只大鹅高达四百文，如今只需要二百文就足够。
再说衣食住行中的住与行，大明的房价向来不贵，贵的主要是木料。
随着铁路通车，南洋的木料从天津运往西北，购置半亩地，修建一个小院也不过十几贯钱罢了。
至于出行，火车价格十分透明，每站十文，而短程出行所需的驴马价格也十分便宜。
在张掖鲜少有骑驴者，多以乘骑西番马为主，每匹值钱二贯，并不昂贵。
这些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都透露着西北百姓的日子在逐渐变好。
这其中，如果说最大的改变，那还是朝廷在西北政策所带来的就业机会。
癸卯案后，朝廷重新制定了地方工价，其中修建铁路每日三十文，下井挖矿每日一百文，植树治沙则是每日二十文。
这些工作往往都是先到先得，当然也得看看个人手艺。
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是最便宜的工作工价，也达到了每日二十文，以当下的粮食价格，足够买六斤粮食了。
除去这些短工，朝廷也在西北设置了许多长工的工作，城镇清洁每月六百文，修葺官道每月六百文。
可以说，朝廷的在西北的工作工价，最低便是每日二十文，一个人但凡能好好工作，全家人也不至于饿死，更别提朝廷还几次在西北均分田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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