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勃看完《四世同堂》，觉得用小说反映现实生活，是一件很神圣、同时又很好玩的事。
他经过深入思考，觉得老舍先生能够用笔反映北京城小胡同里人的生活，自己向前辈学习，也可以练练笔头，反映一下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农村人的生活。
他构思了一个短篇小说，刚开始命题为《村姑》，写着写着，觉得不妥，就改了名字，叫《荷花姑娘》。
小说定位于改革开放前后的一段时间，豫东一个叫李家庄的小村庄，出了一个叫李荷花的姑娘，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担任生产队长，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之路。
闲话少说，直接看小说。
三里五庄的人都说，荷花村的姑娘个个象荷花，刚出水的芙蓉，那真的叫个美哟！
说起这荷花村，虽说名声在外，其实原先这村并不叫荷花村，而是叫李家庄。
因为这李家庄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姓李，相传还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代，人们便以此自居，还都喜欢听唐朝故事戏，豫东红脸王刘忠河的《打金枝》如今村里的人大都能哼唱两句。
李家庄里没有荷塘，更不用提荷花了。
那么，这荷花村的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呢？这就得从荷花姑娘说起了。
荷花姑娘是村东头李老三的独生女儿。
老两口中年得一闺女，自然视若掌上明珠。怎奈在那“以粮为纲”的大轰隆时代，全家三口人的工分，竟分不够粮食吃。一心想让女儿出息出息的李老三，也不得不同意上到高中一年级的女儿中途退学，回来帮助家里挣工分，以便维持家里的生计。
荷花是个要强的姑娘，自己能挣饭吃，也不想拖累父母，便偷偷地和学校老师保持联系，挤点钱也要买回全部的高中课本，背地里抽空学，不懂就向原来学校的老师请教。老师们都被她这种顽强的刻苦学习精神所感动，都愿意帮助这个村姑，甘愿做她的业余指导老师。
就在荷花辍学的第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她万分激动，从外边跑回家，一声爹、一声娘地叫，弄得老两口莫名其妙。
娘骂到：“死妮子，又疯啥哩？”
“娘，好消息！”
“啥好消息？我嘞乖儿----妞！”爹问。
“爹，用不了两年，咱就会吃喝不愁了！”
“妮，”娘拉出一条四腿小板凳，“坐下，好好说清楚。”
“收音机里讲了，”荷花坐下接着说，“要实行责任制了，多劳多得。我刚才在新才家听的。”
李老三磕了磕烟袋窝子，别在腰间，满意地点了点头。因为他知道，全村只有新才在外地做了半年木工，弄了一台收音机，而收音机里讲的大都是板上钉钉了。
李老太好像不明白，问女儿：“妮，啥叫责任制？听起来怪新鲜哩。”
“娘，责任制就是不再大呼隆，把地交给各户自己种，按地交粮，超过一定产量就奖励，完不成任务就受罚。”
李老太好像听明白了，长长地“噢”了一声。
“娘，我还有事，出去了。”荷花一溜风似地飘出门，留下一串长长的歌声。
“疯够了，可早点回来！”李老太又笑骂了一句。
1980年，生产队里实行了产量承包。但人们都怕超产了得不到手，仍然不肯往外掏力气，结果一年下来，粮食除了留下种子和上交公粮以后，仍然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加上年终没有很好地兑现奖励，结果搞得人们唉声叹气。就连李老三这样有名的不爱说话、老实巴交的人，也说：“责任制好是好，还是叫咱吃不饱。”
李老三的这句话，十传八传，传到队长根柱耳朵里。根柱知道，必须召开社员大会讲一讲了，不稳定稳定大家的情绪，会出大乱子的。
大钟“咣、咣、咣”敲起来，打麦场里聚满全村男女老少，众说纷纭，好不热闹。
“人到的差不多了，”根柱看全队180人来了150多人，就说，“现在开会了。”
会场上立刻静下来，不懂事的孩子也停止了哭闹，一百多双眼睛都看着这个干了三十多年的老队长。
“这个，这个，什么哩。”根柱这个活了50多岁的老党员，看自己当了那么多年的队长，竟然没有让大家吃饱穿暖，面对大家乞求的眼光，心里难过极了，一句话也说不成，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乡亲们看老队长这个样子，都“唉”了一声，把头埋进怀里。
“乡亲们，我想替老队长说一说。”
大家一惊，抬起头来，见会场中站起一个穿粉红色洋布褂儿，留两条洋刷辫子的姑娘，往当中一站，象一朵刚出水的芙蓉花。这一声呼喊，又脆又甜。
“荷花，我嘞宝贝乖儿，你咋逞起能来啦？”李老三站起来，拉住荷花一条胳膊，“这恁多乡亲嘞，哪有你说的话？”
“老哥，”根柱一看荷花为他解了围，忙拦住李老三，“咱这闺女可是咱村唯一的大洋学生啊，你就让她讲一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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