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县二十七乡，去年共从百姓手中强购上等新麦一万零五百石！”
“多出来的五千石，全都揣入了你程知县的腰包！有二十七个粮长的供词为证！”
徐胖子指了指官斛和官抬秤，帮常风补充道：“这些收粮称重的器具也都被你们动了手脚！”
程知县的脑袋上冒出了汗珠。
常风指了指钱宁：“程知县，你记住了，这位是北镇抚司副千户钱宁。他平生嫉恶如仇，最恨你们这些吃百姓肉，喝百姓血的贪官！”
“现在，钱副千户要给你上大刑！”
按照大明律，给七品命官上刑，需要三法司堂官联名的公文。
就算是巡抚，也不能擅自对七品官动刑。
唯一的例外是东厂和锦衣卫。厂卫是超越律法的存在。
钱宁冷笑一声：“得嘞常爷，你瞧好吧！”
程知县大喊：“我招，我全都招，上差饶命！”
程知县的道行还是浅了。他不知道锦衣卫有先上刑后问案的习惯。
不多时，程知县的脚面上被钉了钉子，撒了盐。
瘦得跟一根麻杆似的程知县哪能受得了这样的罪？疼得吱哇乱叫。
钱宁又给程知县上了夹棍，把程知县的十个手指好一顿夹。
折腾了两刻功夫，程知县已经气息奄奄。
常风喝了口茶：“犯官，去年囤粮，你共强购了百姓多少粮食？贪墨了多少？”
程知县如实回答：“实数如上差所言，是一万零五百石。贪墨了五千石。”
“可天地良心。这五千石粮里，只有一半儿是下官的。其余的按规矩要分给县丞、主簿、典吏、三班正副班头、二十几个粮长。”
常风又问：“赃粮呢？”
程知县答：“被下官派人运到通州去卖了。共得银两千两。银子今日刚运回本县。”
常风追问：“卖给谁了？”
程知县答：“卖给了通州的润德粮行。”
常风眉头一皱：润德粮行？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他继续问：“你邻县的那些地方官，他们压榨百姓所得的脏粮卖到哪里去了？”
程知县答：“也卖给了润德粮行。润德粮行神通广大。恐怕普天下有一多半儿的地方官，拿了不该拿的粮都是卖给他们！”
常风问：“这润德粮行有何背景？老板是谁？”
程县令不住的磕头：“下官不知！真的不知！”
润德粮行的幕后老板极为神秘。程县令的确不知。
常风道：“将他押回京城。”
徐胖子道：“常爷，咱们是不是该回京了？”
常风点头：“出来两个月了。也该给皇上一个交代了。”
弘治三年五月初一，外出巡查的常风回到了京城。
他带回了两个知县，一个清廉，一个贪佞。
抗旨未囤够粮数的黄知县被常风安排到了自己家里住。等待皇上召见。
遵旨囤够粮数的程知县则被安排到了诏狱的牢房。
五月初三。弘治帝在乾清宫召见了常风和黄知县。
弘治帝听了二人的禀报，脸色煞白，心如刀绞！
他苦思冥想，想出的利国利民的囤粮大政，到了下面竟成了坑害百姓的恶政！
弘治帝不知道该气自己，还是该气普天下的地方官！
盛怒之下，他素质二连。将龙案边的铜罄狠狠的摔在地上。随后怒吼一声：“欺天啦！”
常风连忙道：“皇上息怒。”
弘治帝道：“息怒？朕怎么息怒？那些粮可都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口粮！”
“因为朕的一道圣旨，百姓的口粮落入了贪官的口中！”
“全天下一共有一千一百三十八个知县，一百九十三个知州，一百四十个知府！按照你所奏，贪官恐怕十之九！”
“剩下那一成的清官，也没几个敢把实情禀报给朕的！”
“朕自登基以来，对待犯罪的臣子，能不杀则不杀。那是朕宽仁！可他们把朕的宽仁当成了软弱！”
“常风，杀！朕这次要大开杀戒！”
弘治帝这回是动了真怒了。脖子上青筋暴起！
常风却重重的磕了一个头：“禀皇上，杀不得！”
弘治帝怒视着常风：“杀不得？为何？若不说出个道理，你就是在回护普天下的贪官！”
常风叩首：“皇上，郭桓案的前车之鉴犹在啊！杀人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朝局动荡。”
常风说的是事实。治贪是一个千古难题。光靠杀人是没用的。
弘治帝一愣。他是通读史书的。自然知道郭桓案。
常风又道：“这几日黄知县住在臣家里。与臣有一番畅谈。他昨夜对臣说了一番话，颇有道理。”
弘治帝转头看向黄知县：“哦？什么话？黄伯仁，你说给朕听。”
黄知县道：“禀皇上。微臣斗胆进言。贪官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会冒出一茬儿。”
“一个贪官吃饱了，您把他杀了。换一个饿急眼，没吃过饱饭的新科进士上来，他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咀嚼百姓的血肉。还不如留着吃饱了的贪官呢！”
弘治帝从小饱读诗书。黄知县的实用主义言论颠覆了他的三观。
弘治帝勃然大怒：“黄伯仁，你放屁！”
黄知县本来就胆子小。挨了弘治帝的痛骂，他四脖子汗流。
常风真怕他在乾清宫大殿里犯了胸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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