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那年，他八抬大轿迎娶了小两岁的头戴凤冠的母亲。母亲虽未裹小脚，但人长得娇小，她外公地主出生，家境早已没落，所以从小不甚能干，更不是风风火火，泼辣厉害的那种。她为人善良，性情温婉，与人无争，即便妯娌之间的争吵也总是落了下风。
那个年代，家里条件不好，由于兄姊较多，哪怕我是老幺，也患上了夜盲夜游症。只记得，即使是月圆的晚上，我依然视力模糊，小伙伴们都出屋开心的玩游戏捉迷藏，我只能呆坐在门楼的的长条凳上。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高兴的就数公社里轮流到各村播放露天电影了。往往天还没杀黑下来，开心的小伙伴们就争先恐后，早早地从家里搬出凳子，抢占观影效果最佳的位置，甚至会因此而大打出手。
其实呢，放来放去都是那几部耳熟能详的几乎可以背下台词的老电影，如《上甘岭》、《南征北战》、《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只要看到八一电影制片厂那闪闪的红星的片头，小伙伴们最开心了。
有一次，江永一中播放《渡江侦察记》，我竟缠着村里的大人要跟着去，走的时候是傍晚，回来已经深夜了，途中要经过一个叫牛头坳的地方，我因为夜盲，看不清路，结果跌跌撞撞，摔了几个跟头，鼻青脸肿。
回家后挨父亲一顿臭骂，母亲不做声，心疼极了，流着泪去邻居家讨来了一小片猪肝，切几条缝，撒上盐，抹点油，放在热灶灰上面烤，等到冒热气后就给我熏眼睛，最后让我再慢慢吃下去。据说，这个是偏方，可以提高视力，减轻夜盲症的症状。
至于夜游症，我是不可能自知的，更不会后知后觉，都是听大人们事后唠闲嗑知道的。说有一次，孩子们大都睡得早，我也是，大人在门口纳凉，看到我突然从楼上摇摇晃晃下来，抓起堂屋里的一杆秤，挥舞着，嘴里喊着“吽吽吽”，就是赶牛的样子。一会又走进厨房，把还粘着饭粒的饭勺摔在八仙桌上，做出吃饭状。
他们早知道我有这毛病，也不理我，更不敢叫醒我。直到我叫累了，才颓然上楼再睡下。后来父母听一个下放在邻村的长沙知青王医生说，这个病不要紧，等长大了自然就好了，父母虽有些狐疑，可当时也没有法子，只是因此多少也宽了点心。果然，等我长大成人，记事了以后，再也没犯过这个病。
在我年少的记忆里，父亲身形高大，粗声大嗓，性格急躁，农活不顺时爱爆粗口。他39岁时，母亲生下了我，也算是老来得子。
印象中，在夏日的夜晚，他总是喜欢赤着膀子，下穿布裤，就是那种腰带缝有白条，上面却没有扣眼，要两边对折，收紧，再系上裤绳，裤腿很宽敞的旧式粗布裤子，摇着一把大蒲扇，坐在“关厢”（村主巷连接我家老宅前面，另一头没有出口的封闭的小巷，入口用木门关闭，这就是关厢）边的石凳上乘凉。
我是他的小儿子，喜欢摸着他浑圆有劲的因为常年劳作显得黑油透亮的粗壮臂膀，听他讲以前的故事。也因此多少养成了有点娇宠的毛病。只要父亲责骂了我，我就躲在外面不回家，即使夜黑了也不回来，让大人着急。
有一次晚上，前屋的邻居家里，队上正在开会，都是嘈嘈嚷嚷记工分的事，必然闹到半夜。邻居大娘有事上楼了，我因为挨了骂就躲在楼梯的暗道里，她下楼时突然看到我这个黑影，吓得惊叫起来。
众人发现是我后，引得一阵哄堂大笑。父亲是村干部，急得又羞又恼，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回屋，一阵暴打，从此我再也不敢玩失踪了。
父亲一生坎坷，经历颇丰，也辛劳了一辈子。年轻那会做过排工。当时江永至道州尚未修通公路，运送大宗货物只能靠撑排溯潇水而下，那可是相当凶险的工作。早年还当过小公社的乡长，算是吃上了皇粮。可惜那个年代，即便这样，家里依然入不敷出，经济拮据。
那会的干部，收入很低很低，就是一个月的工资仅仅只购买一只母鸡。加上父亲识字不多，顶多算半个文盲，那时，行政单位也在施行精减人员，鼓励公职人员回乡劳动。
父亲心眼急，甚至连回乡证手续都没办理，直接就回老家务农了。以至于多年后组织上落实政策，由于年代久远，查无实据，终也没有恢复工作岗位。想必，这应该是他老人家这辈子最大的憾事吧。
回乡后，他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也做了一辈子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以说，我国解放后农村发生的所有巨大的变革，他是亲历者，也可以说是部活历史。
记得几年前回家看望他们，他最喜欢看当时正在播出的由老戏骨陈宝国领衔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老农民》，只因为那就是活脱脱的他历经的事，勾起了他的回忆，仿佛他又回到了从前。
父亲最高光的时刻，应该是大跃进时期代表县上去北京出席一个交流观光的会议，作为一个农村人，那真是无限的荣光。哪怕后来我们兄弟仨都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吃上了公家粮，也没有这么风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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