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在信阳仓库任副连职管理员，我的其中一个任务是给出差的领导们“跑卧铺票”，一次政治处少校干事张超的父亲回老家想让我帮他买卧铺票，可我跑了一天却没买到，他自己花却高价买到了，三年后他成了政治处主任。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火车有了卧铺，人们乘坐火车使用上了软硬卧铺票，既便于工作和休息，也显得出行有派头，然而文件规定，师以上首长可以坐软卧，团以下领导只能乘坐硬卧。
但我知道，我们的仓库两位主官，上级批准可以坐软卧，我是从1989年接任仓库管理员一职，从到任的那天起，给领导乘坐火车出行购买卧铺票，便成了我的任务。
我们仓库在信阳市，然而当时的信阳市及周边，军师团级单位不少，我们仓库确实不算什么大单位，在信阳市驻军里也不显眼。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仓库不仅有3-4名仓库领导，还有业务处、政治处和管理处三个机关，有许多干部和战士，每年的出差机会蛮多的。
如果上级工作组检查完工作离开仓库，首长一行卧铺票，是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的，而这些，都成了我这个小中尉的任务。
但是，当时“跑票”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一事一次”，意思就是拿一次票，要给车站分发卧铺票的客运室主任意思意思，否则，你第二次厚着脸皮去拿票，很可能会遇到“没票”的结果。
然而，也有可能当天真的没票了，毕竟信阳站在京广线上，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一个大站，车站都是过路车，没有始发车，预留的卧铺票，真有可能被上级站、友邻站，或当地重大会议和接待调用，这种情况很正常，也很普遍。
一天，政治处的张干事来到我的办公室，想请我给他的父亲买一张返回银川的卧铺票，父亲年龄大了，再挤火车返回，做儿子的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从张干事那我才知道，银川到信阳1400公里，他父亲来时是坐硬座来的，但上车后才知道他的票是站票，车上到广州的人多，在部分路段，车厢厕所里还挤了3、4个人，走廊上，座椅下面都是人，他那近70的父亲，竟一路站着过来。
老人劳累了一辈子，能吃苦，但20多个小时的站立，下车后腿也肿了，张干事接到父亲后，看到父亲的腿眼泪都下来了。
老人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想家了就想回去，张干事想无论如何也要给父亲弄一张卧铺票，不能再让老人受那个罪了，他想到了给单位“跑票”的我。
张干事是个正营职的老干事，给我这个副连职干事说这样的私事，我自然要帮忙的。
我问清了时间和车次后，便骑着自行车到了十多公里外的火车站客运室，找到熟悉的客运主任说明了情况，但主任说，那天的票信阳站本来就4张，被一个单位提前买走了。
我一看拿不到票没法给张干事说啊，我出了主任办公室，就到售票厅去转，看到几个熟悉的票贩子，问他们有没有票，如果有，我掏高价也行。他们认识我，他们都说没有。
后来，我又打电话给另一个部队负责“跑票”的很要好的战友，我们平时互相帮忙，解决燃眉之急，我问他是否有办法搞到这张票，对方也给了否定的回答。
没办法，我回到单位，不好意思地把实情给张干事说了，张干事面露不悦，但嘴上没说什么，我说，要不我明天再去看看，他说不用了。
后来，我听说张干事自己到车站跑了好几趟，最后从票贩子那多掏了300元才买到了第二天的卧铺票。
我纳闷，不是说仅有的4张票被一个单位全买走了吗，怎么又有了？原来，那个单位一个人改变了行程，退了一张票。
不过，之后张干事见到我，仍然和平时一样打着招呼，但我心里一直觉得挺不是味的，好像我不用心给人买票似的。
1991年，张干事被任命为仓库政治处主任，仓库党委委员，成了管干部的干部。
年底，军区直工部莫副部长带着一位处长和2个干部，一行4人来仓库检查工作，考核“党委班子”，他们来之前就把行程通知了我们，提出订好4个人的返程卧铺票。
我的任务是他们到那天，提前打开车站贵宾室，请首长一行从贵宾室通道出站，给他们买好返程卧铺票。
受领任务后，我专程赶到车站客运室主任家，送上300元的礼品，提出了订4个软硬卧铺票的想法，说领导很重视，无论如何也要保证首长们准时返程。
客运主任很客气，说部队首长的事我们尽力办到，不用客气。
第二天，我却接到客运主任的电话，说让我到她办公室去一趟，我匆匆赶到她办公室后，主任说部队订的4张软硬卧铺票，不巧与市委领导用票冲突，根据规定车站首先保证市领导用票。
我一看当即汗就下来了，脸上也露出着急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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