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是有名的“娘子军”统帅。隋朝末年，李渊起兵时，公主住在长安，公主之夫柴绍弃家跟随岳父东进，家里只剩下公主和一些家奴，危险的形势反倒激发了平阳公主的豪情壮志，她逃到户县，散家资招募了数百个青年男子，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娘子军。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人所说的“娘子军”与我们今天的“娘子军”并不完全相同，那时候的娘子军中绝大部分是男子。
《旧唐书》上说：“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姨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安禄山是有名的胡人将领，“诸姨”指的是杨玉环姐妹，“妃”指的是杨玉环本人，“帝”是唐玄宗。玄宗皇帝只因为安禄山立有军功就让他与贵妃的姐妹来往，并且与贵妃“宴饯结欢”，这说明唐朝人男女之防并不是很大。
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男女之防开始森严起来。
不药而卒的胡氏 死而复生的陈氏
大约从明代开始，官修的史书《烈女传》中增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内容。《明史·烈女传》载：“胡氏，会稽人，字同里沈袠，将嫁而袠构父难……袠扶父丧归，比服阙，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袠卒，胡哀哭不绝声。尽出妆具，治丧事。有他讽者，断发剺面绝之。终日一室中，即同产非时不见。晚染疾，家人将迎医，告其父曰：‘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不药而卒，年五十一。’”
这位被列入“烈女传”的胡氏为亡夫守节，谨守男女授受不亲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以五十一岁老妇之年，身患重病也不肯请医生诊治，原因就是因为医生是男人，而其时的医生诊病须碰病人的手(切脉)，所以竟不治而死。这种烈女是唐以前所没有的。
再看一个《明史》中的例子。
《明史·烈女传》载：“陈节妇，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窬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
这位陈节妇谨守男女之大防已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仅生前不与任何男子见面，而且死后还不准男人走上楼抬她的尸体，这种行为，唐以前的史书中也根本没有。宋代虽然产生了程朱理学，但《宋史·烈女传》中所载之烈女，对于男女之大防，也并没有达到明代以后那样几近疯狂的程度。
兹举一例，读者不妨以之与《明史》所载作一比较：
《宋史·烈女传》：“韩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读书。开庆元年，大元兵至岳阳，女年十有八，为卒所掠，将挟以献其主将。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于练裙带有诗曰：‘我质本瑚琏，宗庙供苹蘩。一朝婴祸难，失身戎马间。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韩氏的投江而死，主要不是因为落入男人之手，而是因为她身陷“胡兵”之中，所以，她才有“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的慨叹。
再看一个《明外史》中的例子。
《明外史·烈女传》载，有一个名叫柴氏的女子，是夏县孙贞之妻。崇祯四年冬，一伙流贼迫近夏县，柴氏与丈夫一起避入山中。那伙土匪搜山时柴氏与丈夫不幸被抓住。贼兵见柴氏生得年轻美貌，不由欲火攻心，一个人上前捏了捏她的手，号称“刚烈”的柴氏立刻用牙将这个不认识的男人捏过的肉咬了扔掉，另外一个贼兵又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一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块肉，结果，被贼兵用刀活活砍死。这种为了严男女之大防的酷烈举动是前代史书中所罕见的。我们不妨与南北朝时的《北史》比较一下。
据《北史·烈女传》载：钜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贵乡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顾谓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贫，赤子蒙眇，抱恨于黄垆耳!”房垂泣而对曰：“幸承先人余训，出事君子!义在偕老，有志不从，盖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愿当以身少相感!”俄而，溥卒。及将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丧者哀惧。姑刘氏辍哭而谓曰：“新妇如何至于此?”对曰：“新妇少年，不幸早寡。实虑父母未量至情，割此自誓耳!”这个后燕时代的“烈女”，她也曾操刀自残身体，但她自残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有男人摸了她的耳朵，而是想要藉之向父母表示自己不再嫁的决心而已!
从汉代到唐这种自残身体的“烈女”极少(《烈女传》中仅有两个人)，而其自残的目的都是表明自己不嫁人的决心，并不像明代以后那样，视异性如“AIDS”(艾滋病)一样，一旦触及就“毒蛇啮腕，英雄断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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