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刘静一时间走投无路，打电话给刘招娣求助，但刘招娣二话不说就答应帮忙的可能性不大。”
“但事实却是刘招娣帮忙处理了尸体，所以，这个打电话给刘招娣，让她帮忙的人，更有可能会是刘媛媛。刘招娣或许会对刘静置之不理，但对刘媛媛应该不会见死不救。”
随着杨峰的分析不断深入，王星的精神也越发振奋：“你看，分析来分析去，凶手不还是刘媛媛。”
“我只说打电话请求刘招娣帮忙处理尸体的人，会是刘媛媛的可能性更大，没说刘媛媛一定就是凶手。”
“刘静如果杀了人，想到凭自己的脸面，刘招娣不见得会帮忙处理尸体，所以转而向刘媛媛求救，最后由刘媛媛向刘招娣开口，这样的可能性同样存在。”
“此外，刘媛媛和刘静共同作案，杀了何双喜和杜鹃，最后由刘媛媛向刘招娣求助，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接着，杨峰又话锋一转：
“我刚才说过，这三姐弟都是编故事的高手。”
“在刑事案件中，要想让自己的故事看起来符合犯罪事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结合犯罪事实发生时，在其种种客观要素所构成的大体框架内发挥个人联想。”
“这些客观要素包括案发地点和时间、犯罪细节、犯案工具等。”
“这种结合了种种客观要素所形成的半真半假的供词，就有可能达到混淆视听、歪曲事实的效果，甚至能以假乱真，达到顶替真凶的目的。”
“显然，这三姐弟的目的都是各自抢着让自己‘成为’真凶。”
“所以，从他们的口供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些客观要素或客观事实的存在。比如，杜鹃和何双喜死亡的先后顺序一致，利用杜鹃的手机发送短信给杜玟，这些都符合客观事实。”
“何双喜死亡的地点是在刘静家里的客厅，并且刘静家里只要没有更换过沙发、没有重新铺设过地板，我们警方就能从这里提取相关物证。虽然技术组的同志仍未给出反馈，但我相信这一点应该也会符合客观事实。”
“另外，三姐弟也都说杜鹃是被勒死的，这一点虽然暂时没法通过实物证据核实，但他们极可能在潜意识里恪守着‘只偷换真凶’的原则，所以这一点陈述也极可能属实。”
“这三姐弟各自发挥联想，把自己融入案件当中‘偷换真凶’，从而想让自己‘成为’杀人凶手，毫无疑问就需要掌握案发全貌和所有细节。”
“如果不是共同犯罪，要做到这一点，三姐弟之间势必就案发经过有过分享交流，或者也叫‘信息共享’。”
“问题就出在这个‘信息共享’上。”
“这又回到我最初的疑问，何双喜被害前已经让陶强盛和陶立新滚蛋的这一细节，刘媛媛和刘静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刘招娣对此却并不知情。”
顿了顿，杨峰的话锋又转：
“我们暂时先从整体上来看这三姐弟关于谋害何双喜和杜鹃的口供。”
“刘招娣的口供显示，她除了不知道何双喜已经让陶强盛和陶立新滚蛋，还显示出她极可能不清楚刘静‘被抢劫’的具体时间，要不然她也不会在这一点上出现低级逻辑错误，暴露了她的口供不实。”
“据此，我认为刘招娣对于何双喜、杜鹃的死亡经过及相关信息的了解最为不全面、不细致。这也符合我们此前的推论，即刘招娣不存在杀害这两人的作案嫌疑。”
“再来看刘媛媛的口供，她只知道何双喜雇了两个人来杀刘静，但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她却完全说不出来。刘招娣对此也完全没有提及，应该也是不知情。”
“但刘静呢？刘静不但知道何双喜找来的这两个人叫陶强盛、陶立新，还知道他们两个是建筑工人。”
“所以，从这三姐弟所作口供的整体上来看，刘静对信息的掌握最为全面，刘媛媛次之，刘招娣最为粗糙。”
“这也不难看出来，在‘信息共享’的这一过程中，刘静应该为信息源，刘媛媛是为中转站，刘招娣则是最后获取信息的那一个。”
“他们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做不到像电脑那样，可以将数据信息复制粘贴，然后转发、接收，实现信息资源的‘零遗漏’共享，因而出现一些细节上的遗漏也就在所难免。”
“刘静既然是信息源，那他应该就是杀害何双喜和杜鹃的真凶。况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何双喜雇来的两个‘杀手’的姓名和职业，光凭此一点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认定他的口供属实。”
“按照先前所说，这三姐弟在编故事时，极可能在潜意识里恪守着‘只偷换真凶’的原则，对于已知的客观事实不会刻意歪曲或隐瞒。刘媛媛根据自己知道的客观事实，把自己融进去，想要替刘静顶包，但他明显不知道那两个‘杀手’的相关情况。
“凭此一点，又能排除刘媛媛和刘静共同作案杀害何双喜、杜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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