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叙述三国史事，依据曹魏年号编年，客观上承认了曹魏的正统地位。
还有就是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改用蜀汉编年，承认蜀汉为正统。
并且由于南宋到元明间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朱熹的特殊地位，此书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书中“尊刘贬曹”的倾向对《三国演义》创作思想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三国志传》的多种版本均以“按鉴”相标榜，这里所谓的“按鉴”就是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而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除此之外，《三国演义》还采用了《搜神记》、《语林》、《世说新语》等书中的故事，大大丰富了三国故事内容。
需要说明，其实三国的故事在隋代就已广泛流传，并成为艺术表现的内容。
像是《大业拾遗记-水饰图经》条云:“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有神龟负八卦出河??曹瞒浴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度檀溪。??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
唐朝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儿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三国故事在唐代已喧腾众口。
北宋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说明北宋时期的说三国故事不仅艺术效果好，而且“拥刘反曹”的倾向已经很鲜明。
在三国故事的流传中，《三国志平话》和成化刊本词话《花关索传》都可以看作是早期说唱的口述记录。
《三国志平话》有元代至治年间刊行《全相平话五种》本，和刊行年代尚有争议(一说1294年，一说1354年)的《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本。
作为讲史艺人的的说话底本，《三国志平话》属于诗赞系的讲唱文学，是民间艺人汲取历代史书而对三国史事进行的通俗性创造加工之后的产物。
《三国志平话》开端叙述司马仲相断刘邦、吕后屈斩韩信、英布、彭越一案，此后故事轮廓与《三国演义》大体相同。
到结束时，又写刘禅外甥刘渊逃往匈奴，后来举兵自称后汉，灭掉晋朝，为刘禅报仇。
可以说《三国志平话》中大量虚构情节，为《三国演义》所吸收，例如《桃园三结义》、《三战吕布》等。
《花关索传》是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其刻印的形式风格与《全相平话五种》一样，故有学者认为其初刻年代可以上推到元代。
这部乐曲系的词话虽然以三国为时代背景，但是主要描写关羽之子花关索——一个不见史载、民间流传的中世纪英雄——的传奇人生经历。
其中所有的关于英雄的成长、神奇的武器，男女英雄决斗后的订婚等大量史诗母题的存在，反映出其作为民间英雄史诗的特征。
关索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存在于《三国演义》的志传系统文本中。
在戏曲舞台上，金元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的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阳会》等剧目。
南戏戏文中有《周小郎月夜戏小乔》、《貂蝉女》等剧目。
根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可知元杂剧中大约有60种三国戏，现存有《关大王单刀会》、《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21种。
这些剧本或取材于史书或取材于《三国志平话》，经过戏曲家的再创作，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故事情节更为生动，无疑对《三国演义》的创作起了推动作用。
而且从现存的21种元代三国戏来考察，大多以蜀汉人物为中心，体现了鲜明的歌颂蜀汉集团的倾向。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是史书与讲史的结合，及文人的史书与民间创作的结合，正如高儒《百川书志》所说。
“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概括万事。”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不过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很少。
在元末明初贾仲明所着《续录鬼簿》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60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贾仲明至正甲辰(1364)与罗贯中见面时是22岁，当时是“忘年交”，估计罗贯中的年龄当在50岁左右，因此似可以把罗贯中的生卒年定为1315至1385年之间。
近来发现四明丛书刊本《赵宝峰先生文集-附录》载有《门人祭赵宝峰先生文》中有署罗本者，罗本即罗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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