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凌蒙初的《谭曲杂札》中所评:红梨花一记，……大是当家手，佳思佳句，直逼元人处，非近来数家所能。
当然了，需要说明的是，《红梨记》在故事情节上固有承袭前人之，但进一步在细节的构思安排又能展透新意且力求合于情理，甚有超越前人所作之势。
此外就是《赠书记》了，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改装易性。
因为《赠书记》一剧搬演谈尘与贾巫云的姻缘情事;谈尘在父亡之后为其宿敌所陷，家财遭没、流配边塞，逃难途中为巫云褓母所助，留居贾府花园空屋。
谈尘偶得兵书一卷，爱不释手，巫云得知此事遂由褓母以书慷慨相赠。
其后因官兵缉拿甚紧，谈尘不得不乔扮女装，携带兵书而逃，匿入庵院为尼。
(九出:〈女装避缉〉)另一方面巫云在父母双亡之后，遭恶叔窥夺家产，逼之入宫;巫云只得改扮男装而逃。
(十四出:〈男装避选〉)改装易性的生旦二人之后经历了连串波折离奇的遭遇。
谈尘为尼期间恰逢司礼监太监费有奉旨赴民间招选容貌宫女，巧扮女装的谈尘竟因容貌出众为村老算计献出。
费有因惜其文采，遂收之为义女。
(十九出:〈认男作女〉)而异妆逃难的巫云途遇淮阳刺使傅子虚认其为子，并改名傅贾，(十八出:〈认女作子〉)其后并随从义父贬征滇南，围剿女寇。
巫云以不让须眉的英姿擒拿女寇立下战功，因受朝廷封赏，且以费有之女嫁之。
巫云与谈尘与此时再度相逢，唯二人因不曾会面而未能辨识对方容貌，更不知对方真实身份性别。
二人在为难失措的情况之下，幸赖昔日巫云赠与谈尘的一本兵书而能萌生疑惑之心。
而经过进一步确认方知原为误会一桩，原为荒唐错配，双重误会的覆迭却恰巧产生出正面的结果，最终生旦结合，欢喜收场。
男子奉旨平乱，女子获选入宫，在传奇剧本中皆是经常用来作为试验磨练生旦的情节类型。
然《赠书记》中因为安排了女妆避缉与男妆避选两段特殊的关键事件。
在此之后的剧情搬演生旦分别必须易改容装出现，遭遇的情事也因为性别身份的颠倒而与一般生旦角色有着殊异的内容。
这样的剧情安排固然多少令人在可信度与可行性之上有所质疑。
但参照同样具有改装易性情节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读者或观众不一定在细节部分处处寻求合理解释，鲜明的思想旨趣与艺术趣味才是吸引欣赏者的关键。
因此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够因为真挚动人的情感表现说服欣赏者感情的认同而不拘泥于非关键的细节之处。
谈尘与贾巫云的易妆改性错配成真剧情，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剧趣味与心情感受，自然也成为这部戏独特的戏剧效果。
至于《杀狗记》的话，更是杀狗劝夫，神灵相助。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就可以发现，在《杀狗记》一剧中，孙华的妻妾见丈夫与乔人柳胡二氏相交游乐日耽酒色，且误信其诈言逐弟孙荣出门，因而忧心慨叹不已。
旦贴二人或者苦言相劝，或者请托长者相助谏言，皆无法动摇孙华执迷偏见。
于是相谋设计，趁夫醉归之夜，杀狗且披之以衣冠，置于后门。
(二十五出:〈月真买狗〉)。
杨氏苦心感动神灵，土地公因此显灵相助，以为人狗既不相同，孙华岂不认得。
于是幻化狗尸趋近人形，令二人所见「只道是人不是狗」，以助孙华妻妾劝醒丈夫之心愿。
(二十六出:〈土地显化〉)孙华归来误触狗尸以为人也，为脱杀人嫌疑求助二乔人，二人竟反目不睬。
孙华惊惶失措之际不得不听从妻子所劝，寻求弟弟孙荣的协助，方才醒悟明识恶友与贤弟之别。
杀狗劝夫故事宋时已见于南戏，元代杂剧亦见相同故事的搬演，说来已非一原创新剧。
而戏曲学者一般认为由四折杂剧扩张翻写成传奇的戏曲多半犯有冗长芜蔓之弊。
然这样的评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传奇剧本因为长幅体制容易犯下头绪繁多剧情拖沓的缺失。
但另一面说来，只要铺陈得当，传奇剧作恰好可以将剧情发展与人物性格从容详尽地加以交代完整，甚至拥有更多创意发挥的空间。
以《杀狗记》为例，其与元杂剧《杨氏女杀狗劝夫》取意相同，同样以杀狗劝夫一事作为素材。
前者或者进一步增衍创造或是进行组织改写，无论是情节关目或角色形象塑造多有创新发挥之处。
就买狗杀之、假扮人尸劝夫这段情事而言，其本身就具有相当强的戏剧张力。
《杀狗记》尚能兼顾情节发展之合理性，添加土地公显灵相助，令狗尸幻化近似人形，将孙氏兄弟负狗埋尸却未能明辨人犬之别的细节作出足以说服观众的处理。
虽然神仙道化之事牵涉迷信，然戏曲小说中每将人力难以办到之事藉助鬼神之力，在主要事件与人物情感充分彰显的情况下，虚幻情节的点缀穿插亦足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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