幂离本是胡羌民族的服式，主要用来遮蔽风沙侵袭，传到内地，与“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封建意识相结合，幂离就变成唐女子出行时遮蔽脸容，防范路人窥视的工具。
高宗时，改戴“施裙至颈”的帷帽。
至开元盛世，干脆去除帽巾，露髻出行，有的还仿效男子和胡人，戴形状奇特且艳丽的胡帽。
至此，帽子就完全失去了封建意识的遮蔽功能，成为妇女妆饰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发髻、面部化妆、装饰品也发生了变化，发髻一改前朝的平顶式，转向高髻、双髻发展，面部化妆较前朝则更加讲究，光方法就有敷铝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靥、描斜红、涂唇脂等多种，深受唐朝女性的追捧。
装饰品更是琳琅满目，有项链、项圈、璎珞、臂钏、手镯、玉佩、香囊等，真是奇异纷繁，应有尽有。
首服文化的千变万化及妆饰的形形色色无一不象征着大唐王朝的一片繁盛。
还有就是盛行袒露装，无论是周朝的深衣，秦汉宽博的襦裙，还是宋朝的窄袖衣，一般都是衣领深掩，不会露肌，相对比较保守。
可在唐朝时却一改这种保守之风，流行起袒领式的服装，此装衣领阔而低。
除袒领装外，在服装史上更具突破性的女装当推薄纱式露装，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簪花仕女图》中的贵妇形象，她们身穿透明纱衣，纱衣里面不穿内-衣，仅以轻纱蔽体，使女性妖-娆之美尽展无余。
可见，唐朝妇女服饰整体上趋向于开放，这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妇女思想的解放。
以及女着男装，女着男装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极为罕见。
像是《礼记-内侧》早就做出了规定:“男女不通衣服”。
换句话说就是女子如果着男装的话会被视为不守妇道。
但唐代女性却喜穿男装，尤其是生活在社会风气较为开放环境中的贵族女性，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自由。
女着男装首先盛行于宫中，其特点为头戴幞头，身穿窄袖圆领缺胯衫，腰系蹀躞带，足着乌皮靴，此风气的盛行可能是受了胡人男女同装的启发，但更为重要的是受大唐经济富足的影响，使得唐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宽容、宽厚，尤其戏剧性的是武则天称帝，唤起了女性想要与男子一样有所作为及平等的观念。
女着男装塑造了唐代贵族女性们开放刚强，敢于向传统道德挑战的性格。
她们正是以此装束作为与男权社会相抗衡的有力武器，以此直抒胸怀，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想，并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
此外还有胡服盛行，相较于宋人的反对“胡化”政策，唐人却喜穿胡服，根据唐书《舆服志》中“开元中女衣胡服”以及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中“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胡服??妇人则瞥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的记载，可见胡服在当时已是相当普遍的。
胡服的盛行与胡舞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与唐代实行的开放政策密不可分，唐代对待异域文化上的政治策略一直表现为交融吸收，这使得当时的长安城到处充满了新奇和异样，五花八门的语言、各具特色的服饰、民风、民俗交相涌现，令人目不暇接。
政府不仅不反对人们效仿反而加以大力倡导，一时间异域文化在此大放光彩、互相融会，并最终汇集成盛唐绚丽多姿、雍容大度的文化艺术洪流。
胡服的流行，标志着原来称为胡人的匈奴、鲜卑等族与汉族融合的大致完成，也使域外胡人的审美特征与华夏服装固有的审美趣味相融合，达到新的突破，同时也表明唐代服饰审美心理结构的变化，既是自信的，又是外向的、开放的、进取的。
及服饰用色丰富大胆，众所周知，色彩是构成服装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服装色彩上，其它各朝强调本色，尤其是宋朝妇女服饰追求整体和谐及色彩的典雅，而唐朝妇女服装则普遍重视衣裙色彩的美化功能，流行红、紫、黄、绿，尤以红为时尚。
唐代服制中就曾明确规定:“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
其中的“绯”即红色，是当时高官显贵的标志。
而在唐代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妇女早已将官方服色规定弃置一旁，大胆追求个性美。
如当时有一种石榴裙，很受年轻妇女的喜爱。
唐人万楚《五日观妓》诗中就曾写道:“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
又比如黄色，在古代是帝王专用色，因此臣下或庶民百姓服用黄色往往被视为一种僭越行为而遭时忌，但盛唐时期，出身微贱的杨贵妃却最喜着黄裙，此后宫中妃嫔及仕宦人家的女子竞相效仿。
随即穿黄裙在民间社会普遍流行。
还包括服饰图案回归自然，唐代衣料上的纹样继承了前朝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华贵、丰美，使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呈现出开放多元、雍容华贵、大气磅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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