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犯“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
这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
另外，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而且唐代的婚姻制度中，对于婚姻的成立，还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原则，强调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即使卑幼在外地已自行订婚，只要尚未结婚，也必须服从尊长的安排，如违反尊长意志者，依律“杖一百”。
第二，婚书、聘财为婚姻成立的要件，“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
或者虽无“许婚之书”，但女家已接受男家聘财，亦不得悔婚，否则，同样处杖刑六十。
又规定，“男家自悔者不坐”。
第三，对婚姻的缔结有限制，而且规定同姓不婚，违者各徒二年。
非同姓但有血缘关系的尊卑之间不得为婚，违者“以奸论”；严禁与逃亡女子为婚，监临官不得娶监临女子为妾，良贱之间不得为婚，违者均处以刑罚。
第四，维护“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多妾制。
惩治有妻更娶，“诸有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
惩治乱妻妾位，“诸以妻为妾”，“徒二年”。
关于婚姻关系的解除，上面已经简单的说过了，唐律中规定出妻、义绝、和离三种类型。
1、出妻即“七出”，唐律的“七出”自是源于礼制，但在内容上有变动，在顺序上也有较大的调整。
《大戴礼记.本命篇》：“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yin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而依唐代律令，七出的顺序为：一无子，二yin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七出是法律赋予男子单方面的权利，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置子女卑幼的地位，因而出妻的特权往往操之于男方父母，有时并不完全出于本人的意愿。
下面分别介绍出妻的七个法定条件。
无子。
在古代家族社会，血缘是联系族人的纽带，婚姻的目的、功能和最高价值被界定在“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宙，下以继后世”的范围内，在儒家经典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舜悖礼擅娶也不为过。
娶妻的目的就是生育出承祖传宗的男性继承人，这也是妻的应有职责。
这一礼制观念历代相沿，至唐未改。
唐律强调妻的这一生育职责，将无子出妻列为七出首，实是将生育责任片面归于妻。
yin佚。
yin佚即纵欲放荡。按照《大戴礼记·本命》的解释，礼设yin去，是因为其乱族，古代中国是一个血缘聚居的家族社会，它强调血缘的纯正和亲疏远近之别，由此决定家族内部的等级以至推衍出社会的等级。
yin佚乱族，此为家族大忌。
当然这一禁条仅仅是对妻而言的，对夫并无丝毫的要求，它标志着夫及其家族对妻的性专权。
从史实来看，唐代离婚再嫁是较为容易的。
离婚当然是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
女子色衰爱弛、男子一朝发迹，都可以成为弃妻更娶的缘由，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轻出妻者。
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
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然而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
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
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意而离婚的事。
这表明，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允许，而且不受社会舆论非议。
另外，再嫁也不为失节。
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像是唐代公主再嫁、三嫁者就非常多。
比如仅以肃宗以前诸帝公主计，再嫁者23人，三嫁者4人。
离婚再嫁的难易和贞节观念的强弱，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
而且在唐代上层社会的男子中，较普遍地实行着各种形式的多偶制。
皇帝嫔妃如云，成百上千；贵族达官也借种种口实，广置妻妾。
就连与妻子情爱甚深的白居易也不例外，除纳妾之外，士大夫阶层还有狎妓的乐子。
与男子的纳妾娶妻、寻花问柳相对应，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也常演出许多蓄养情人、婚外私通的艳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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