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南宋建立以后，宋高宗赵构对女真族的侵扰，始终采取妥协求和的苟安政策。一些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文官武将在人民群众抗金热潮鼓舞下，反对求和，进而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赵构即位之初也曾做出一些抗金的姿态，以主战派李纲为相，但时间不长。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用秦桧为相，次年八月迫于舆论压力，把秦桧罢相，绍兴八年三月复又起用秦桧，自是专主和议。秦桧遣王伦再使金国奔走谋和。王伦回朝时，金国遣官为“江南诏谕使”到南宋议事，将南宋视为其附属国，激起了文臣武将的纷纷反对。主战派代表人物张浚、韩世忠、岳飞等立场非常鲜明。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议和，岳飞说“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
当时，身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怒不可遏，认为必须立斩秦桧、王伦、孙近的头，狠狠打击投降派，才能振奋民心士气，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这个奏本。戊午即绍兴八年。封事，密封的奏疏。一般的奏疏不封缄，如果是密奏，就封在用黑色丝织品做的皂囊里边，这就叫封事。胡铨的这个奏本被宜兴进士吴师古刻版传播，朝野争阅。金人以千金募其书，三日得之，读之色变，惊呼“南宋有人”。可是赵构一意议和，秦桧大权在握，对胡铨等人的意见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加以贬斥。胡铨先被削职为民，流配昭州（今广西平乐），后迫于公论而被起用，但时间不长，在1142年又被流配新州（今广东新兴）。张元干着名的《金缕曲·送胡邦衡赴新州》就是为此而作。胡铨上书的次年，秦桧代表赵构接受了金国议和条件。此后尽管岳飞等爱国将领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金兵节节败退，但赵构一心屈膝，结果岳飞惨死风波亭。绍兴十一年宋金正式签订了和约，史称“绍兴和议”。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赵构如良知尚存，当从谏如流，可惜他病入膏肓，已听不进逆耳忠言，将好端端的国家前途给断送了。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着。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不能不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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