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后出师表》是历代传诵的名篇，同时又是一篇着作者有争议的文章。这篇文章未见载于晋陈寿所进原编《诸葛亮集》，而出自三国时吴人张俨的《默记》（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后世颇有人怀疑其真实可靠性，但历来仍将它视为《前出师表》的姐妹篇，宋司马光奉敕编集《资治通鉴》时亦将此表全文照录。而“鞠躬尽瘁（力），死而后已”二句，则成为诸葛亮为国事竭尽心力的千古名言。
细细玩味，前、后两表所依据的现实，所反映的问题，所喻指的对象，所论述的旨趣并不相同，于是在写法乃至风格上也就有明显的差别。
就写作年代而言，后表作于蜀汉建兴六年（228），与前表相距仅一年，但蜀汉帝国面临的形势却起了变化。一年前，正当诸葛亮率师第一次北伐中原。北伐是蜀汉的既定国策，事前又做过长时期的准备，所以对那次军事行动朝廷上下都无异言，而诸葛亮需要反复叮嘱的也只限于后方的巩固问题。可是，首次出征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在小有获胜之后，前锋马谡溃败于街亭，迫使蜀汉大军不得不放弃已占有的土地而退守汉中。事隔一年，而今又提出第二次北伐，自然会引起各方面的疑虑与质询。《后出师表》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因此，拿后表与前表相比较：前表的主题在内政，后表的重心则转到了军事方略；前表的说话对象是后主刘禅，后表的针对性则指向“议者”（持反对意见的人）。这也就决定了前表的基调是规劝和陈情，而后表则转变为论辩与驳难，其间当然也阐述了作者的正面见解。
由此可以领会后表在文章组织上的安排。它不像前表那样以劝谏和述志作为基本内容，却是从“破”与“立”两个方面来表述自己的主张，从而形成全文的三段式结构：即立论、驳论、结论三个有机部分。
开篇立论，通过三方面的陈述来实现。首先，以先帝的遗命，即蜀汉的既定国策为依据，揭示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基本原则，证明出师北伐的必要性。这一基本原则不可能动摇，作者的论证就有了权威性，于是成为文章的大前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停留于一般地演绎这个大前提，而是把它同具体的政治形势结合起来考察，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之下，“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就使文章的立论摆脱了纯道义说教的迂腐色彩，建筑在审时度势的坚实基础上，体现了政治家文风的特色。接着，作者回顾自己受命以来的所作所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奉先帝之遗意”，进一步说明北伐的势在必行。而后，又对眼下曹魏政权两面受敌，“适疲于西，又务于东”的不利情况作了分析，力主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用兵进取。就这样，由远至近，一层层阐明了当前再次出师北伐的理由，为全文确立了基点。
光正面立论不够，还需要就“议者”的质询作出回答，于是转入驳论。驳论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即蜀国新败之后，再次伐魏，是否太担风险的问题。针对这一疑虑，文章一连举了六件事实进行辩驳，大致可归纳为三组。前两例属历史的事实。一是汉高祖刘邦，尽管他高明出众，谋臣精良，在创业过程中也仍然要“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二是汉末割据州郡的刘繇、王朗，只会“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不敢冒险犯难，从事征战，结果为别人所兼并。两个事例一正一反，共同说明了举大业必须冒危难，不能“坐定天下”的道理，这是反驳的第一层次。中间两例举敌方的事实。先说曹操才智过人，善于用兵，但也经历了“困”、“险”、“危”、“逼”、“几败”、“殆死”等一连串磨难，始争得暂时的安定，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再说曹操素以能干着称，打仗亦多次遭受失败与挫折，自己又“何能必胜”。表面看来，这两个事例所包含的意思和前面差不多，实际上进了一层。前面只是一般地解说“危然后安”的道理，这里则显然针对第一次北伐的失利加以辨析，所以列举曹操困顿、挫败的情节不厌其详，并且处处联系自己作比较申述，这是反驳的第二层次。后面两例举我方的事实。从军事实力看，几十年间积聚起来的精兵良将，随着岁月的消逝将逐渐减损。再从经济实力看，迁延不决的战事造成“民穷兵疲”，攻与守“劳费正等”。种种迹象表明，战争宜于速决，不宜持久，这更是决策北伐的重要根据。从一般道理说到具体战役，再到当前国情，六件事实不是漫然征引，而是构成逐层深入的系列，显示出谨严的逻辑性。前人评议这段文字“顿挫抑扬，反复辨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是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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