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段进一步剀切地陈述现实的利害，“尽言”“尽情”又有所深入：而今梁朝君臣相得，荣华富贵可以“传之子孙”的情景，是陈伯之衷心向往的。而侧身异族的危殆，不论从历史和现实讲都是严峻的；何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都是可以复按的事实。光说北魏宣武帝元恪即位以来，统治中枢的激烈政争就够怵目惊心了。公元501年宣武帝的叔叔咸阳王元禧图谋起兵被杀。公元504年北海王元详遭权臣高肇之忌，被囚暴卒。推前几年（497）因孝文帝迁都洛阳，血案迭起：太子元恂，贵胄元业、元隆、元超，大臣穆泰等相继被杀。由于南北对峙，边境上常有叛降之事发生，而公元505年竟有三个北魏重要人物降梁：正月，骁骑将军镇守合肥的夏侯道迁降梁。二月，氐王杨集起、杨集义叛魏，断汉中粮道。十一月，益州刺史王足奔梁（均见《通鉴》天监四年）。接触这些敏感的事实，陈伯之会有一种“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的危机感，不能不认真自谋。
第四段宕开笔墨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迷人醉人的江南春景，和第二段“高台未倾，爱妾尚在”的温馨生活联系起来，怎能不使陈伯之动归首之情？紧承这一段朴素优美的写景文字，接踵而来的是回肠荡气的抒情排句“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把感情推向高潮。人们历来激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等四句，认为这是写活了江南暮春绮丽的风光。人们也承认这写景名句有强烈的移情作用。然而，似乎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写景名句，只有如此这般地镶嵌在《与陈伯之书》里，才显出非凡的动魄悦魂的力量。人们眷恋故土的感情是沁透心脾的。中唐诗人刘商在他颇负盛名的乐府诗《胡笳十八拍》第六拍中写道：“怪得春光不来久，胡中风土无花柳。”南方旖旎的花柳春光，对羁留北土的蔡文姬当然是不堪回首的。晚唐诗人钱珝在他的七绝《春恨》之一里写道：“负罪将军在北朝，秦淮芳草绿迢迢。高台爱妾魂消尽，始得丘迟为一招。”把陈伯之的故国之思理解得较全面，既包括故土的眷恋，也有亲人的萦怀。丘迟的信从这两个方面较深地触动了陈伯之的思绪，一定程度上叩开了叛将的心扉。
第五段既是必不可少的收束，也有一点宣传势头。夸张梁朝的“盛德”服四夷，是空泛一些，但特别提示此次身膺北伐重任的是临川王萧宏殿下，却值得玩索。萧宏此次挂帅，不仅因他是梁武帝萧衍之弟，“明德茂亲”，来头不小；尤其在“北人”眼里有不寻常的反响：“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梁书·太祖五王传》）。陈伯之自然是“北人”中之一员，他对萧宏北伐将会有怎样的反响，丘迟秉笔时一定有过掂量。
必须看到，丘迟写这封信具有权威身分。丘迟的这种权威身分，陈伯之是明确意识到了。时代略晚于丘迟的历史学家刘璠（510—568），在《梁典》里记述：“帝（萧衍）使吕僧珍寓书于陈伯之，丘迟之辞也。伯之归于魏，为通散常侍。”（转引自《文选》李善注）这一条史料值得重视，它明确告诉我们：《与陈伯之书》是梁武帝萧衍授意吕僧珍让丘迟起草的。吕僧珍是梁武帝的亲信大臣，梁武帝受禅后他是“散骑常侍，入直秘书省，总知宿卫。天监四年冬，大举北伐，自是军机多事，僧珍昼直中书省，夜还秘书”（《梁书·吕僧珍传》）。丘迟有了皇帝的承诺和谅解，代表皇帝而又以老朋友的情谊，草拟这封“尽言”“尽情”的书札。陈伯之驻军寿阳，首当北伐大军“吊民洛汭，伐罪秦中”之冲，接到这封情至意切而有权威的书信，怎能不幡然来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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