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闲居赋》序文以自己“尝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废书而叹”发端，说明了写作此赋的原委。班固《汉书·汲黯传》说：“司马安文深善巧宦，四至九卿。”这里的“文深”有舞文弄墨故弄玄虚之意，“巧宦”则有投机取巧之意。良史班固目司马安为“善巧宦”，意含批判和否定；而潘岳读至此“未曾不慨然废书而叹”，表明了他对班固的赞许，对巧宦者的鄙夷和不满。巧的对立面是拙，于是很自然地引出“拙亦宜然”的结论。
潘岳从个人三十年的宦海沉浮中看到自己是个拙者，而对拙者来说，所“宜然”的，应该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绝意乎宠荣之事”，即闲居奉亲、躬耕陇亩。陶渊明在《归园田居》诗中所说的“守拙归园田”，与潘岳这篇序文所表述的思想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潘岳这次辞官闲居，《晋书》本传仅言“征补博士，未召，以母疾辄去官免”。这一点在序文中亦提到。但综观序文，绝大部分篇幅是谈他的拙，而他所谓的拙则是为官三十年仅一进阶，几乎是原地踏步，甚至还遭到“再免”“一除名”。从他的自述中不难看出，“母疾”只不过是辞博士官所能够公开亮出的一个理由，骨子里则是对未能升迁的不满和抗议。他自述的“一进阶”，是指由怀令为尚书郎，这次迁博士显然没有进阶。而且迁博士前所任的长安令在县令中是个宠荣的职务，《晋书·职官志》说：“邺、长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而博士是一个闲散之职，对于“趋世利”、热衷功名的潘岳来说，无疑会产生投闲置散的失落感，他虽自言拙，实有不满不平的情绪。他并非真心实意地要闲居，他退而复出，“寻为着作郎，转散骑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即是明证。
潘岳自言他的人生态度：“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他本人曾“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他本着这一信条，“频宰二邑，勤于政绩”。这样的人得不到升迁，而那些投机钻营的巧宦者却可以作九卿位三公，从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
对于潘岳这次辞官闲居史无年月记载，潘岳《〈伤弱子〉序》说：“元康二年（292）夏五月余之长安。”可知他任长安令于此年，迁博士当在三年任满以后，时当元康六年前后，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定《闲居赋》的写作在元康六年，是信而有征的。
赋的写作特点是铺陈，《闲居赋》在写作上遵循着这一传统的写法。赋的第一段，除了开头几句交代为什么要辞官闲居外，主要是铺陈卜居宅所的邻里。一开头自述辞官原由时说：“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馀也！”而“拙艰”的具体内容则指一生经历中出处不当，并未言及母疾之事，更可以证明“母疾”仅仅是他辞官的一个幌子。他辞官后卜居之所，位于洛阳的南面，洛水边上，向着伊水，与灵台有浮桥相连；宅西是皇家禁卫军的营房；宅东有明堂辟雍（国学、太学）。他盛赞居地，以邻近这些朝廷机构为美。在赋中每当写到一个机构时，总不忘铺陈几句该衙门的职能，从叙写中使人感到作者藉此在歌颂晋王朝的文治武功。文如其人。潘岳的退居并非看清官场的黑暗而与之决裂，只是因为爬不上去而怀忿辞职，因而在选择居宅时不愿远离都城，还在赋中歌功颂德。如将本文与陶渊明同样写于辞官以后的《归去来兮辞》作一比较，即可看出他们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情趣的高下异同。
第二段则铺陈如何营建他的居宅。居宅以枳为篱，宅内除居室外还挖有池塘，水池中有鱼、荷花，池边有杨树。园中还遍植竹木，栽种了梨、柿、枣、石榴、蒲桃等优良品种的果木及各种菜蔬。潘岳所种的不少是经济作物，准备“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依靠躬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第三段则铺陈太夫人在园中游览、宴饮及为太夫人庆寿的情形，描绘了一幅家庭和谐欢乐的场面。《金楼子·立言篇》在引用了这段文字后感叹道：“嗟夫！天下之至乐唯斯而已矣。”闲居奉亲的欢乐与官场的不得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而突出了赋的主题。
以赋的形式来表现闲居的乐趣，本文是比较早的，在赋这一文体的题材开拓方面应该说是有贡献的，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就可以看到受本赋影响的痕迹。赋的语言比较通俗。句式以四字为主，又杂以五字句、六字句、三字句。既有骈偶句又杂有散句，参差有致，富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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