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亦是《汉书·李陵传》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李陵兵败投降，“朝中群臣皆罪陵”，司马迁毅然站出来为李陵讲话，希望朝廷体念李陵的战功，给李陵以找机会立功抵罪的时间。这是合情合理的建议，亦体现出司马迁富于同情心的性格。李陵投降敌人，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贪生怕死，而司马迁决没有说李陵投降是应当的。李陵兵败，客观原因在于汉武帝用人不当，后援路博德见死不救，武帝自不能辞其咎。因此，司马迁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司马迁在奏议中也有不尽妥当的话。李陵不能宁死不屈，便谈不上道义涵养有素，因此，便不好说他“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篇中尖锐地指出：“迁之为陵文过，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馀无可浣也。”其语很激烈，当是有所寄托。王夫之生当明末清初，痛恨当时的许多变节者，但此语还是很痛切李陵的。总起来说，司马迁为李陵所讲的话，纵有个别不当之处，但基本上是合情合理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司马迁的建议不能接受，也决不能视之为叛逆，治之以重罪。显然，汉武帝是把由李陵兵败投降所引起的怒火，转向司马迁身上发泄，并借此逃避自己对战略失误所应负的责任。这是极为恶劣的作风。在李陵案中，司马迁是第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千古同情太史公，而决不同情汉武帝，可见公道自在人心。透过李陵案的前前后后，班固揭示出复杂的历史真实。
从艺术上讲，《汉书·李陵传》有几点特色值得称道。第一是史笔的客观性。全传对李陵前半生的勇猛善战与后半生的变节，能够同样地直书而不隐。既不因李陵前半生的功绩而掩饰其后半生的可耻，也不因其后半生的可耻而抹煞其前半生的功绩。对武帝的多疑、轻信、暴戾，乃至李陵案的始末，也都能够直书而不隐。由于有了这种直书而不隐的客观性，才能够呈现真实、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而这种史笔的客观性，是以史家的道义感为根基的，决不是什么超越的客观性。没有深厚的道义感，即无从发生揭示历史真实的客观性。
第二，善于从重大事件和有意义的细节，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传文前半幅，主要写李陵战匈奴，突出了李陵的勇猛善战。后半幅，主要写李陵见汉使，则深刻表现出李陵变节后的心态：既自痛负汉，问心有愧；又与汉为敌，顽固到底。其中描写李陵在汉使面前语默的动作，细节都很传神。这些地方，便是艺术氛围特为浓厚的所在。传文记载武帝命李陵出兵的诏书，特为记下最后两句：“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这一细节，刻画武帝多疑而固执的性格，真是如在目前。
第三，善于通过特定的细节描写，来增强生活气息和艺术氛围。如写李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一节，以及“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一节，其中细节，或系夸张之辞，但既是汉代生活中所存有之事，自不妨书出。而这些细节，显然增添了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
第四，《汉书》以李陵、苏武合为一传，实别具匠心，意在通过客观的比较，进一步彰显苏、李二人不同的品格。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五章《略论中国史学（二）》，有一段论述足资参读，录之用作结束：“班书有李广、苏建传，实为李陵、苏武合传，上承马迁魏其、武安侯等诸合传来。同一时同一事，而参加之人不同，人与人之相比，是非高下，最易从此等处显。李陵以五千步卒当匈奴八万骑，可谓不世出之将才矣。苏武北海牧羊，事若平易。孔门以回、赐相比，又以赐、商相比。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为不能是！以事论，则海上牧羊与两军抗衡难易不能相比。以人论，则李陵之与苏武，一相比确见其为两人。中国史学伟大，亦正在此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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