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层，列举两件历史事实，说明人臣为人处世都应出以公心。一是祁黄羊的“外举不避雠（仇），内举不避子”，一是墨者巨子腹（左黄右享）的大义灭亲。前者是不计个人恩怨，不顾他人毁誉，一心为国君效忠；后者是不讲个人私情，坚决行墨者之法。作者在叙述这两件事时都穿插了君臣的对话，并采用对比和映衬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此外，作者还用了“极而言之”的突出强调的手法，说举荐贤才，哪怕仇家或亲子都不避；说严厉执法，哪怕自己的儿子犯了杀人罪也要诛杀，都是在最高层次上来夸张他们的“公心”。两件事叙述之后又加以议论，有叙有议，更能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前者引孔子之言，后者为作者的直接发论，同为议论而以不同形式出现，说明作者力求避免文章板滞而注意有所变化。
第四层，以庖人调和而弗敢食，说明王伯（霸）之君当诛暴而不私。这里用的是类比推理的形式，前者为宾，后者为主，使文章落实到王伯之业上，说明王伯之君不应把天下当作一己之私产，而应将天下与人共之，“以封天下之贤者”。
当时正是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前夜，而《吕氏春秋》的作者却鼓吹分封，这是不符合历史前进潮流的。但从反对帝王将天下视为一己一家之私产，任意挥霍享乐这一点来说，它又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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