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麦斯顿为了这次谈话应当准备了相当长的时间，亚瑟甚至怀疑这位不列颠的外相非常有可能在过去几周内派遣了外交部下属的情报部门对他开展了背景调查。
在人才济济的议会当中，帕麦斯顿从来都不是以雄辩着称的。
如果问起谁是辉格党中最能在议会中主导辩论、赢得舆论、塑造议题的人，那么人们首先会想起的绝对不会是帕麦斯顿。
大部分人或许会想到：以一己之力，在连续两天的议会改革辩论中接连发表6小时以上演讲，中间几乎没有休息，被托利党称为“言语的火山”的大法官布鲁厄姆勋爵。
而在1832年的舰队街，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名言同样来自布鲁厄姆勋爵。
“如果我们不能改革议会，那议会本身就将被历史所改革！”
“你们不是在阻止一项法律，而是在反对一个时代的觉醒。”
他的马拉松式雄辩直接鼓舞了社会公众支持改革，以致于伦敦街头当时甚至流传着一句话：“上帝保佑国王，保佑布鲁厄姆勋爵。”
或者，有些人会毫不掩饰他们对于“下院的西塞罗”托马斯·麦考莱的喜爱。
面对1832年议会改革时，托利党贵族“人民不懂政治，不能信任”的反对论调。
这位塑造了早期辉格史观的历史学家议员在下院发表演说，将古代罗马、都铎王朝、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承娓娓道来，公开向下院的反对派宣战：“我们并不因为人民不完美而否认他们的权利，就像我们不会因为国王也有缺陷而取消王权。否认人民声音的制度，不是保守，是自毁。”
又或者，有人会时常会想起帕麦斯顿子爵青年时期政治上的领路人乔治·坎宁爵士。
坎宁一生都以擅长唇枪舌剑而闻名，他尤其善于用讽刺语言挖苦政敌。
当政敌在下院对坎宁大加攻击时，坎宁毫不犹豫的回敬：“对方说话的方式让我想起了小提琴，空有震动，却没有音符。”
而当对方再次批评他“言语如诗人”时，坎宁又奚落道：“如果说我是诗人，那您就是韵脚——总在最后出现，却毫无力量。”
除此之外，亚瑟的老上司、伦敦警察之父、绰号“滑头的波比”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也是一位公认的雄辩之士，甚至于在面对不利局面时，他依旧可以灵活的运用理性的言语来替自己解围。
当年，皮尔由于考虑到当时的危急局面，不得不在《天主教解放法案》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转而全力支持法案通过。
然而，即便面对托利党强硬派的压力，皮尔爵士依然在议会中站起来，坦然承认了自己改变立场的行为：“如果必须要有人犯错，那么我希望犯错的是我，而不是不列颠。如今，我必须得做一件我年轻时视为背叛的错事，我在此宣布，我改变了我对于天主教解放问题的立场，但这仅仅是由于天主教解放是为了维持国家安定繁荣所必需的政策。”
帕麦斯顿在言语方面，显然没有这几位的悬河之才。
如果他真的是一位不凭借任何准备就可以滔滔不绝陈述几个小时政治观点的家伙，那么也不可能直到1827年还跟在乔治·坎宁的身后，直到当年8月坎宁去世后，他才得以与赫斯基森、达德利等人一同继承了坎宁的政治遗产。
在演讲才华与人格魅力方面，帕麦斯顿甚至不如本杰明·迪斯雷利先生。
别看喜欢穿胸衣和背带裤的迪斯雷利先生平时好像不着调，但是亚瑟等等了解迪斯雷利的朋友都知道，虽然迪斯雷利在托利党内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实际上他的身边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迪斯雷利为核心的小团体。
当然，虽然迪斯雷利极富人格魅力，激情的演讲风格同样颇为讨喜。
但他现阶段肯定是忽悠不了托利党大佬们的。
可是这依然不妨碍他去忽悠年轻的。
因为以迪斯雷利为绝对领导核心的“青年英格兰”，其组织成员基本都是托利党大佬家中的公子们。
帕麦斯顿当然知道，想要光凭嘴上敲打和辩论来说服亚瑟并不现实。
毕竟这位站在他面前的前任警官，同样是位极其雄辩的人物，甚至坊间一直有传闻说，皮尔爵士和威灵顿公爵曾经代表托利党向亚瑟抛出过橄榄枝。
虽然这个传言一直没有被证实，但奈何传的实在是有鼻子有眼，甚至于连选区名单都罗列了出来。
如果传言属实，那么亚瑟多半会代表托利党以传统农业庄园经济为主的北部选区，去争夺约克市的两个席位之一，又或者是轻松夺下里士满的那一席。
当然，考虑到亚瑟长期在苏格兰场任职的职业经历以及其相对辉格的教育背景，也不排除托利党可能会派遣亚瑟前往激战区，比如改革派据点、约克郡纺织中心哈利法克斯，又或者是约克郡工业重镇谢菲尔德和利兹。
为了能够让亚瑟好自为之，帕麦斯顿转而又开始与亚瑟聊起了当年《天主教解放法案》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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