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光烈八年北遁以来，满达海和阿济格已经在漠北和西域之地游荡了近六载。
天山以北凛冽的风霜、沙尘，较之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定都盛京后，逐渐过上了好日子的满洲勋贵和宗室们，一下子被重新打回了这祖先茹毛饮血、弓马游猎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不知多少原本纵横驰骋于白山黑水的勇士，长眠在这远隔数千里的异国他乡，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目的，没有归处的茫茫远征。
作为文武双全，熟悉汉典的满洲勋贵，满达海一向以耶律大石创立西辽的故事鼓励自己，可事情的发展，却超乎了他的预料。
因为从历史经验而言，关内中原政权才刚刚结束惨烈的统一战争，就算那位“光武之姿”的汉家天子与以往大明皇帝不同，真的对嘉峪关以西茫茫万里草原大漠感兴趣，也绝非一二十年内能够动刀兵的。
国家初定之际妄兴征战，尤其是万里之外的远征，无论哪朝哪代，都是有过惨痛教训的。
而在这期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西域和漠北的广阔天地，像大石林牙那样，纵横驰骋。
可他就是这么做了，不过短短五年，他便动手了
当听闻明军的先锋骑兵越过土鲁番，神奇的出现在数千里之外的叶尔羌城外时，满达海心中首先冒出的，不是什么激动，或者愤怒。
而是某种令人战栗的恐惧
仿佛依稀还能看见那飘扬在尧山、润陂、徐州、襄阳、北京，猎猎作响的三辰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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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烈十三年，十月二十二，张煌言主力抵达阿克苏城外驻营
一场万里远征，考验的绝对不只是军队战斗力，在这盈不满五万的西征军背后，是近十万自陕、晋、豫、冀、鄂诸省民夫绵延数千里的补给线和近百座补给站点。
从财政上而言，这五万人的消耗，比以前北伐战争时的十五万大军相差无几。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战争爆发之初，朝中和民间就有过不小非议，毕竟不同于北伐、南征那种复仇和惩戒性质的反击，这次远征西域，完全为了尚未得手过的国家利益而来。
虽然有宗法大义做幌子，但对明眼人而言实在是没什么说服力，而对老百姓而言，他们也无法理解这种与自身利益毫无瓜葛，却要自己买单，远隔万里的战争。
绝大多数大明百姓，连准噶尔在哪都不知道，更不会像抗清战争那样，有数十年血海深仇，或是像南征中南半岛那样，有着滇黔桂诸省边民利益相关。
作为上位者，当然大可以用什么“长远利益”来说服自己，但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生活在小农社会的百姓而言，只有破坏他们这种稳定生产秩序的敌人，才会引起真正共鸣，除此之外，都难以理解。
而真正能够全心支持这场战争的，除了军事集团和军工复合体以外，就只有新兴的资本家和商人们。
资产阶级，永远对市场的扩张充满热情，这本就是他们在短短两三个世纪内，就能统治整个人类世界的原因。
故而虽然大家不敢对天子的一意孤行表达不满，却都选择把压力施加到了内阁宰执们身上。
这年头的内阁可不是以前崇祯那时候，可以随意调动，进出自如的地方了。
内阁权柄空前扩大，同样的，政治责任也空前增大，如果在阁臣任上被弹劾或引咎辞职，基本就可以宣告政治生命结束。
在得到底层百姓漠视下的“支持”后，保守势力迅速重新占领了舆论制高点，对改选后的第二届内阁展开批评，这绝非是能用行政权力打压的。
舆论的风暴眼集中在江南地区
这里既是保守的士绅集团大本营，又是新兴的资本集团的发源地，两股思潮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确切地说，在官僚系统内部中，主动跟着他朱由榔走，如张同敞一类革新派才是少数人，对于大多数官僚和统治阶层的士绅而言，服从你朱由榔，只是因为皇权的权威，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立场、思想赞同和附和朱由榔的革新。
最典型的就是瞿式耜，作为理学大家，他真的完全赞同朱由榔的所思所想吗？当然不是，驱动他和类似他这样的旧日臣僚的，并非政治思想上的认同，而完全是一种对朱由榔的个人忠诚和责任感，所谓君臣大义而已。
从内阁首相位置上退下后，虽然朱由榔还是给与了他空前的荣誉，但瞿式耜却依旧选择继承江南理学学派和东林书院的余脉，和昔日旧识进行学术活动。
也就是说，如瞿式耜、陈子壮这类效忠于朱由榔的大臣，他们并非不忠诚，甚至可以为他出生入死，毫无二话，是他的“自己人”，却非“同路人”。
战争结束后，许多被压抑的矛盾重新摆在明面上，朱由榔突然发现，自己真正能够推心置腹的“同志”，其实寥寥无几。所以他很恐惧，如果自己死了，那么这种维系于君臣大义的忠诚就将变得脆弱不堪，如何保证继任者还能得到足够的支持推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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