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的陈举、刘国轩部约七千众重甲步卒全部登岸，几乎占领了整个辽东半岛西侧。
清军退守辽阳后，坚守不出，明军虽说都是精锐，但毕竟人数有限，还要分出人马清理各地堡寨、农庄，兵临前线一带的也就是一两千众。
辽东不是关内，一方面，辽东沦陷已有数十年，在这里，明军并没有江南那种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人口稀疏，虽说多尔衮入关之时已经将大量八旗勋贵族人带入关内。
但依然还有一半左右的满洲族人留在关外。
当然，其实也没有多少，按照顺治五年时的统计数据，八旗包括满蒙汉加在一起，有七十多万人口，其中满洲占三十万，蒙古十四万，汉军二十五万。
除此之外，还有一百万左右的包衣。
此时的辽东，人口估计也就是一两百万而已，其中一半是满洲女真各部和汉军旗的家属族人，以及大量包衣。
这些人也许对满清称不上多么忠诚，但对明军肯定不会有多亲近。
所以大军每进展一处，都得先清理控制这些聚居地才行，否则一不小心，自己也会被人给“游击”了。
尤其是相较于内地，这里的民众族群混杂，又多有弓马，一旦呼啸聚集起来，便是一支支游骑兵。
面对这些棘手的堡寨、农庄，明军也没法一个个攻拔，否则反而会让情势更加恶化，那样整个辽东的各族民众，很可能会倒向清军那边，到时候真就陷入泥潭无法自拔了。
所以明军采取的策略，还是拉一派打一派，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也不难做到，满清的八旗制度之下，是极其严苛的奴隶制，大量女真、蒙、汉、朝鲜等族百姓沦为包衣农奴、牧奴。
郑成功提出主要政策纲领，“释奴分土，惩凶救民”。
即否认所有满清八旗制度下的奴隶关系，所有原本被束缚于满蒙贵族奴役下，包括女真各部贫民的包衣、农奴，都获得解放，并将原有土地效仿关内民屯令中的政策，重新分配。
这迅速让远道渡海而来的明军，在辽东站稳脚跟。
正如同生活在中原、江南的农夫，不会因为皇帝新建的宫殿而获得益处，游牧与游猎民族的文化中，阶级压迫更为深重，在直隶、山东跑马圈地的毕竟只有军事贵族，跟真正在大小兴安岭里挖鱼刨参女真部落有什么关系？
恰恰相反，自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后金在十数年的女真诸部统一战争，兼并、攻灭了大量部族，叶赫部不过是其中之一，其中绝大多数女真游猎人口，也只能沦为八旗制度下的包衣奴才。
当然，相较于被数次入关劫掠所得的汉族人口，这些女真奴隶的生活水准要稍好些。
就在刘国轩率步军主力，基本控制了辽东半岛西岸同时，一批来自江南的补给船队抵达。
随船而来的，除了数千斤火药，一批兵工公司专门调拨的轻型火炮外，还有数百名特殊的明军将士。
其中为首的，为副将衔，唤作杜尔德，从这名字上来看，就不像汉人。
是的，他就是当初在浙江，主动反正，生擒满清多罗郡王博洛，原镶白旗梅勒章京，叶赫那拉，杜尔德。
除他之外，随行的数百人也都是，在过去几年里，各个战场中，主动投降反正和被俘后投降的八旗军士，而且都是满洲人。
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杜尔德头上的“金钱鼠尾”早已了无踪迹，重新蓄起了头发，再加上明军赤红色的军服和制式甲胄，而且其人自己本来就是满清当中的少见的文化人，北方官话相当流畅，如果不说，恐怕很难能看出对方是满人。
对于这帮子投降过来的八旗军士，朱由榔还是相当优待的，除去手中确有血债的，如博洛那种，难逃一死，对于一般基层军士，还有如杜尔德这种非爱新觉罗嫡系出身的将佐，如果主动投降，还给机会效命，若是战败被俘，则会被分配到攻城前线的“赎罪营”，侥幸不死的话，也还有机会。
杜尔德当初投降之前，受到手下郝文兴的“指点”，立志要当一个大明朝的“金日磾”，所以相较于其他人，更加积极，再加上其人本来也不废物，居然混得相当不错。
朱由榔甚至还专门建立一个“归正营”，专门收拢投降反正过来的满洲、蒙古军士。
按照此时明廷官方声讨满清的公文里说法。
并未将蒙古和女真诸部全部一杆子打死，而是表示，“努尔哈赤者，本国朝边廷旧将，得赖朝廷荫蔽，方承一隅之土，不思恩荣之报，反以刀兵，裹挟建州诸部，危凌海西、黑水，使良民涂炭，赤子沦为奴婢，是诚可恨。”
将漠南蒙古、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和建州，尤其是爱新觉罗部进行切割，也算是明廷政治攻略的重要一环。
墙倒众人推。
眼下，只要不是个瞎子，都知道，自川陕光复以后，明清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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