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百姓对新鲜事物的接纳程度未必有多高，但是好奇这种事是谁也拒绝不了的，听着有人在大街上读什么东西，一个个就好奇的围了上去，当他们听到吏员说出的东西时，一个两个的从好奇变成了震惊，有些事他们是知道的，但是这和官员直接念出来那是另一个概念了。
“这报纸上说，新税按地亩征收，无地者税负减轻？”一个老农忍不住问。
读报吏员点头：“正是。陛下体恤民情，特颁新政。具体条款，这上面写得明白。”
其实这也算不得新政，从凉州开始就是这么执行的，但是百姓们并不知道这税收到底是按照什么收的，只是上面的官吏来收税，他们就上交，毕竟现在的税收和前楚时期比起来，简直不要少了太多，这么低的税率，不主动点上交，难道要等到官府强征吗？
“那……要是地方上不按这个来呢？”有人质疑。
“报纸上说了，朝廷已派御史巡查，若有阳奉阴违、擅自加征者，百姓可持此报赴官府举报，查实严惩！”吏员指着报纸一角。
人群议论纷纷，多数人将信将疑，但眼中已有了光亮——至少，他们第一次如此清晰、直接地听到了朝廷的声音。
与此同时，一份名为《市井新谈》的小报，也在极小的范围内悄然流传。它比《大明公报》更薄，纸质稍差，售价一文。内容多是长安城内外的趣闻轶事：东市新开了家味道极正的胡饼铺子；西郊有老农培育出新稻种，亩产增了一成；某书坊低价售卖旧书，寒门学子可去淘换……也有一两篇不痛不痒的讽喻小文，暗指某些富户为富不仁，但未点名道姓。
《市井新谈》起初并未引起太大注意，只被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但它价格低廉，语言生动，逐渐在市井百姓中有了些读者。路朝歌通过特殊渠道，每日都能看到《市井新谈》的样稿和读者反馈，并给出调整意见。
世家大族自然不会毫无察觉。就在《大明公报》发行后的第五天，以赣州崔氏、乾州王氏为首的几个大家族在长安的代言人，秘密聚于崔氏在崇仁坊的一处别院。
“朝廷这是要做什么？弄出这么个玩意儿，直接对百姓喊话，成何体统！”王家的主事人王珉将一份《大明公报》摔在桌上。
“不止如此。”崔氏在京的主事崔浩面色阴沉：“我派人查过，市面上还流传着一份《市井新谈》，看似民间杂谈，但行文风格老练，背后恐有人指点。两者一明一暗，朝廷这是要彻底掌控言路，把我们的话都堵死。”
“绝不能坐视。”另一人开口道：“他们在报上说什么清官良吏，暗地里不是在敲打我们？说什么新税惠民，分明是要断我们财路！必须反击。”
“如何反击？也办报？”有人问。
“不可。”崔浩摇头：“办报需官府核准，眼下新闻司攥在路朝歌和秋玉书手里，岂会允许我们办报唱对台戏？况且，仓促办报，内容、发行皆难与官报抗衡。”
王珉冷笑：“明的不行，就来暗的。他们不是要听百姓的声音吗？我们就让百姓‘说’些他们不爱听的。”
“王兄的意思是？”
“找些人，散布流言。就说这报纸是朝廷加税的幌子，先骗得民心，日后便要层层加码。再说那《市井新谈》，指其为某些人培植党羽、诋毁世家的工具。另外，各地州县，让我们的人‘提醒’百姓，报纸上的话听听就好，切莫当真，真正办事，还得靠地方上的‘规矩’。”王珉眼中闪过一丝阴鸷：“温水煮青蛙，慢慢来。只要让百姓对报纸失去信任，朝廷这步棋就算废了。”
众人纷纷点头，开始商议具体细节。
这些密议，路朝歌虽未亲闻，却早有预料。他加大了对《市井新谈》的投入，让周文翰开始谨慎地刊登一些反映地方实际问题的来信（经过筛选和处理），并增加对朝廷新政的正面解读，用更接地气的方式讲述新政对普通人的好处。
舆论的暗战，已在长安城内外悄然展开。
六月下旬，一条流言开始在京畿部分地区蔓延：朝廷办报耗费巨大，这些钱最终都要从赋税里出，报纸卖得便宜，实则是提前收了“报税”；看报越多，将来加税越多。与此同时，某些州县果然出现了小吏暗示农户“报纸归报纸，该交的租子一粒不能少”的情况。
初生的《大明公报》遇到了第一次信任危机。一些读报处前，开始有人散布疑虑。
路朝歌闻讯，并未慌张。他当即让新闻司在下一期《大明公报》的头版，用醒目字体刊出声明：“本报用度，皆由内帑及朝廷特拨，绝未摊派百姓分文。陛下有旨：凡借报税之名巧立名目、擅增赋税者，以贪墨论处，斩立决！”并附上了皇帝印鉴。
同时，他授意《市井新谈》刊登了一篇“访察记”，作者自称游历京畿，亲眼所见某县农户因县令严格执行新政、阻止乡绅加租而受益的故事，虽未点名具体州县人物，但情节生动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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