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的手段高明，最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知道皇帝的意图，趁着大婚之前再遴选一下朝中那些毫无恭顺之心的人，无论是杖毙还是罢免，王崇古都不会引火上身；第二个高明之处就是王崇古找了科道言官的头子海瑞说明情况，还让海瑞去劝阻，进一步的筛选提纯；第三个高明之处则在于，就是言官们知道了王崇古在中间联袂，他也不会被反噬。
因为言官无法拿这件事弹劾王崇古，如果王崇古因此获罪，那就是因言获罪，朝中最喜欢泄泄沓沓的就是言官，王崇古因言获罪，言官们日后也要遭殃，事实就是王崇古联袂了言官伏阙，却没有前往，他没犯下除了说话之外的任何罪行。
而张居正为言官求情的理由很充分，即便是张居正不在朝中，他依旧保护了这些朝臣。
陛下圣德宽弘，天覆地载，即位以来，敬大臣，礼群臣，矜不能，赦小过。至于言官论事，往往曲赐含容，未尝轻加罪责，臣一闻伏阙之变，忧虑至深，臣惓惓之愚，窃以为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职司纠正，必平日养其刚正之风，宽其触冒之诛，而后遇事敢言，无所畏避，四方利弊得以上闻。
我国朝日久，臣工事主之心渐怠，唯有此刃，乃太祖高皇帝登极之初所设，祖宗神武成法初设亦尝今日之弊。
张居正这番话说的其实很隐晦，但也很明白，让小皇帝好好考虑清楚，当初朱元璋为什么给了官位较低的言官这么大的权力，一来自然是为了朝廷耳目，四方纠正，正人之不正，但是未尝不是没有考虑到今日臣子事君王之心，逐渐懈怠后，成为皇帝手中对付臣子的一把刀。
言官有的时候就是一把诛心的刀，诛心就是虽然你没有犯错，但是你意欲为，那就可以诛不臣之心了。
言官就是实现皇权伸张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知道如何利用这股力量，就理解了为人君的手段。
既要有大道之行，也要有践履之实的实际统治手段，言官也可以利用他们的风力舆论，来处置一些不太好处置的人。
比如王崇古。
“海总宪，先生说：臣工事主之心渐怠，今日果有此弊？”朱翊钧拿着手中的奏疏看着海瑞，明知故问。
海瑞表面上看是天底下头号懈怠臣子，他骂了自己的君王嘉靖皇帝，可实际上，海瑞知道嘉靖皇帝早些年如何的英明，才对晚年的嘉靖皇帝那般痛心疾首，海瑞在责难陈善，是直臣，是真正的事主诚恳之人。
朱翊钧故意这么问，其实是想听一听海瑞对这个现状的看法，而不仅仅是在问这种现象是不是真的存在。
存在不存在，大家都很清楚，国势逐渐衰弱，凝聚力在逐渐下降，皇帝的威严被一再践踏，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海瑞是第一个在文华殿内，将嘉靖皇帝八个儿子到嘉靖晚年，就只剩下一个的惨状讲出来的人，这是一层窗户纸，海瑞把它捅破了，而且还是将惨烈的现实摆在了小皇帝的面前，否定徐阶的倒严、从龙之功的同时，也在大声的对小皇帝提醒，定要留意臣子的不臣之心。
当时海瑞想提醒陛下有不臣之心的人就是张居正。
路遥见马力，日久见人心，海瑞回来之后，发现这大明首辅张居正和历代权臣，完全不是一个画风，张居正求得不是权，是大明再兴。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是海瑞对张居正的评价。
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却开始回护起来嘉靖皇帝的名声，甚至将嘉靖皇帝晚年懈怠的部分责任，扣在了大臣的头上。
“陛下，司马昭弑君。”海瑞沉默了片刻，说起了一件旧事。
司马昭杀了魏帝曹髦后，司马就是取天下，也是恶名不断，甚至到了唐太宗之后，因为唐太宗的圣旨，官修《晋书》的时候，司马昭弑君这段甚至连帝号都没了，成了魏相国司马昭弑其君髦，司马昭弑君可谓恶臭至极。
魏国取得帝位，好歹还走了禅让的流程，司马昭这个明火执仗，实在是一点脸面也不要了，大街上一刀捅死了皇帝，刀从皇帝的身后伸出，血溅三尺之外。
文官不喜欢司马昭这种酷烈的手段，武将们也不喜欢，毕竟司马懿那么大岁数还圈养死士，那之后但凡是有点年纪的武将，都对司马懿恨的牙痒痒，比如唐太宗征伐高句丽时，李靖生病不能前往，唐太宗就说，当年司马懿也这么说，李靖直接跳起来，跟着唐太宗一起出征了。
海瑞说司马昭弑君，其实也是在说臣子在国势强横的时候，尚有如此大逆不道之举，更遑论现在了，海瑞不仅正面回答了皇帝的问题，还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弑君的地步。
“陛下，张四维万历元年刺王杀驾，万历三年大火焚宫，此大逆之臣，理当凌迟，陛下宽仁，送至解刳院疗养，宫中避雷奇景，臣亦亲眼目睹，陛下，臣以为臣子事君已经不是不恭顺而是不臣了。”海瑞又详细的解释了自己的话里的意思，说话明明白白，一直是海瑞的风格，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种风格在官场上，是不讨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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