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东宫的后三殿之一光天殿内，一身紫衣结发、形容清瘦的太子李弘；正召见所属心腹臣下，听取其各自汇报和陈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也是他放心权衡得失，自省利弊的少数场所之一。
尤其是相对于被称为东宫小朝会，在前廷思政殿内例行公事的外臣觐见；这里才是他真正可以表态，并做出决定的私密场所。有资格被召入其中的，也唯有詹事府、左右春坊，内三寺的主官而已。
事实上，自从他来到了东都，并被要求常伴圣驾的同时；朝堂中的格局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微妙变化。因为父皇久病不起，无法长时间临朝之故；如今的“二圣临朝”，就只剩在母后在代为主持尔。
因此，无论是为了平衡内外，还是避免某种受人非议的趋向；父皇又颁下了内旨，令他这个监国太子一同听政。这也将他推到了，直面母后的台面上；更让那些潜在反对派一下子找到一个宣泄口。
然而，唯有在真正长时间面对，在朝堂之上发号施令、主持局面的母后；太子李弘才深切感受到，她身为中宫威仪和慈怀之外的另一面。至少在处理朝政国事上，她是如此的精力充沛、才思敏捷。
或者说，在那副身为女性的皮囊之下，又蕴含了何等的专注，执着和杀伐果断。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将那些或是威望深重，或是老谋深算；或是刚毅忠直的宰相、朝臣们；轻而易举的驱策差遣之。
甚至连最初听政的太子李弘，都未能跟得上她的思路和理政的节奏；只能老老实实的扮演一个，绝少主张的听众、看客；坐视着朝堂风光霁月的朝政流转之下，所蕴含的种种暗流涌动和波澜诡谲。
要知道太子李弘8岁受命监国，12岁开始听政，至今也有将近十四年，直接或是间接参与国政的资历了，并非对于外朝事务一无所知。但在这位处事雷厉风行、权衡果决的母后面前，依旧应接无暇。
但好在他又一个相对出色的东宫班底，也有足够未曾发生的“前车之鉴”，作为种种征兆和事态的参照。因此经过了数月的熟悉和适应之后，太子李弘还是跟上朝会节奏，并初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虽然，那只是对于朝廷派往地方的廉访使（监察使者），一点具体职能的补充建议；却让东宫上下以及一贯亲善的宰相，大受鼓舞和欢欣亦然。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既要在朝堂中表达意见和态度。
那他就不可避免的会遇上，与天后意见相悖的时候；而这也是最容易被人推波助澜，借机扩大成朝堂纷争的机会和突破口。因此没有万全准备下，他在真正的军国大事上，从不会轻易的表明态度。
反而在次要的实务和细节上，他更愿意与母后明面上计较一二；既有变相的探讨和学习，也有据理力争或是晓以利害、情理的规谏。虽然不可能尽数都被天后接纳，但也自然而然树立了相应人设。
虽然不至于真正动摇到母后的根基和势力，但也给了那些暗中观望的官吏下僚，乃至广大在野的有志之士、俊杰英才，一个新选择和前程出路。一个有所作为的国之储君，就是天然名分大义所趋。
因此，在他来到了东都之后，虽然在大内受到了不少明面上的冷遇，但在外朝上书、投贴和求见的热潮，却是一直不减多少。当然了，出于长久谨慎自律和居安思危的考虑，东宫也不是来者不拒。
绝大多数都是根据身份地位，恰如其分的进行回应、回绝；如果是一些贫寒出身的士子，东宫还会回馈一些钱帛，以嘉奖他们的上书建言；甚至是变相资助他们，在京的游学、修习和备考、待试。
只有极少数在后世留名的存在，会得到暗中觐见和拜谢的机会；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面试和考核，确认他们能否成为东宫当下所用的人才，或是还需要继续游历和世情的磨练，才能最终塑造成才。
或者，干脆就是需要敬而远之，又不至于遗憾、交恶，甚至需要刻意打击的存在。当然了，在朝堂上与那位母后，往复拉扯和博弈的久了，太子李弘也不免获益良多；或者说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
比如，他已经开始习惯和适应，将手中所掌握的一切人和事，都换算成对应的筹码和代价；然后，与主持朝会的天后，进行某种心照不宣的心里博弈，或是隐有默契的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交换妥协。
当他力主坚持某件事情，并且形成朝堂决议的时候，自然要在下一项议事上，对于天后进行变相退让和妥协。不然，在毫无后手和足够准备之下，一味的想要得寸进尺，只会迎来更加激烈的反弹。
无论是让父皇重新临朝圣裁，还是过早逼出母后潜藏的盘外招/后手，都绝非太子李弘的全盘计划所愿。这自然非常考验临机决断和一环套一环的反复权衡；让他难免越发心力憔悴、精神匮乏不济。
是以，他也只能优先抓住一些当下最迫切的大事，力所能及的做出一些改变和纠正；或是与将来某些事态相关的关键；提前进行布局和准备而已。因此在每次听政之后，他都会召开这么一个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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