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溪之言，恕献夫不敢苟同。《中庸》有谓：‘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子聪允仁孝，欲全天家之亲，议圣考大礼，而张永嘉（璁）、霍南海（韬）等为君王定礼，何以谓之奉上？
倒是杨新都、蒋全州（冕）、毛掖县（纪）、毛昆山（澄）等辈，只知一味追求古礼，引用北（曹）魏旧令，以及为人后者为人子之言，而不视事而定，实在有失礼法正义。”
方献夫的看法却恰恰与舒芬相反。
在他看来天子议礼实属常事，自法家为君王定法以来，哪有法度限制君王之举？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是皇家给天下人一点甜头的口号而已，若真按法度对皇帝施法，只怕连九成皇帝要被诛。
古往今来，用的是八议制度更多，而非与天下庶民同罪。
如今皇帝议礼，且还不是没有任何理由议礼，群臣皇帝分忧，出示礼法正宗，有何不可？
如果仅仅只是因为，固有礼法不可轻动，从而硬咽废食，枉顾礼法本意，那天下无数学子，又何必十年如一日，穷经皓首钻研《礼记》？
程颐是大儒没错，可不代表无论程颐说什么都是对的。
自古以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何必将他人之言奉为圭臬？
舒芬当即勃然大怒：“荒唐！陛下甫登大宝，万事未平，岂能议礼？西樵好歹也是两榜进士，在先生门下求学已久，怎有此无礼之言？”
“梓溪此番话好生偏颇，圣人自登基以来，攘除历年弊政，清皇庄，废东厂，收监军，尚节俭，施仁政，敬重臣，法太祖，崇道学，济黎民，肃吏治……如此种种，三代之下未有圣君，如何不可议大礼之事？
或如足下所言，陛下刚刚登基，万事未平，不可议礼，那献夫是否可认为，若是天下中兴之后，陛下再议大礼，彼辈便会同意？
礼出于天子，此圣贤之言，今陛下尧舜之德，文武之资，昭宣之能，如何不可议礼？倘若陛下不可议礼，那古往今来，何人能议？”
两人虽是同门，但不代表二人政见就会相同。
便是一奶同胞兄弟，尚且会反目成仇，何况仅仅只是同门之宜？
而且方献夫与舒芬二人，关系也并非那么亲密。
若不是在王阳明在此，尚知克制，若是在他处，只怕二人都能打起来。
王阳明见二人吵闹不休，眉头深蹙之后沉声道：“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学生失礼！”
二人听到王阳明责怪之声，立马转身拱手致歉。
“君子和而不同，你们对于议礼之事，有不同看法，求同存异便是，如此吵闹，可有君子仪度？”
王阳明虽然认同张璁等人论调，但作为老师，还需一碗水端平。
舒芬、方献夫等人本是半路出家，感心学之新生，厌理学之腐朽，故而在其门下游学，学习心学之道。
可若是王阳明一碗水端不平，偏袒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导致，一个才学渊博的徒弟，就此离去。
依照方献夫、舒芬二人对于儒家研究程度，可以说有无王阳明，二人才学一样可以开宗立派。
而并非就一定要学理学。
自开国自孔子立学以来，儒学日盛一日，孔子死后儒家分八派，《春秋》有五传等等，皆各立一宗，甚至有的还延传至今。
到了宋朝，各家学说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有名的关学、洛学、闽学、濂学、象数学、蜀学、新学、四明学、永嘉学、永康学、金华学、东发学、高平学、泰山学、范吕学、庐陵学、古灵学、廌山学、华阳学、廉山学、涑水学、王张学……大大小小二三十个学派。
到了明朝崇仁学、白沙学、河东学、三原学、气学、实学等数个学派。
虽然有的已经消失在历史中，有的已经被理学兼并，但由此可见，二人并非一定要学心学。
陈献章的白沙学；吴与弼、胡居仁的崇仁学；吴瑄的河东学，王恕的三原学，丘濬的实学，都是当时名门学派，这几人在儒学的造诣，连王阳明都不敢自诩胜过他们多少，甚至只能自称晚辈后进。
这些人之所以投奔王阳明门下，不过是因为心学符合自己治学理念而已。
所以王阳明只能各打五十大板，这也是为何王阳明对于大礼议事件，从来不开口的原因之一。（个人猜测，当不得准）
面对老师的责骂，二人自是不敢多言，一副惟师命而从的样子。
“至于刚才叔贤所言，此刻进京，我也思索了一番，是时候该面见天子了！若是再推迟下去，只怕有失人臣之礼。”
王阳明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入京一趟。
因为屡屡辞命，皇帝不但不允许，反而三天两头派锦衣卫前来催促，即刻入京谒见。
王阳明说实话，不太想去九边，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能够将九边变成铁桶。
如今武备松弛，而蒙古骑兵来去如风，每次只是犯边，然后不跟明军过多消耗，见好就收，见不好同样立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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