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长居宫中，家乡早已没有田产，所谓无田产者，无恒心，如果朝廷不进行妥善安定，最终不是饿死，就是变成乞儿。
可朝廷若是恩养，那与放不放出皇宫有何区别？
甚至在宫内，这些人还可以服侍天家，尚有一丝利用价值。
而放还，不但无须做事，需要朝廷供养，世上岂有这等好事？
后者荒废已久，如果想要重新修葺，大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每县不说多，起码三个社学、乡学总要。
算他一个社学、乡学重新修葺，五两银子，然后请老师、刊印书本，每年总需五两银子，一年下来是多少？
再加上漏泽园、养济院、惠民药局等，无一不是需要花费巨资，方能重启旧制。
但所耗钱财，无人敢算。
所谓：“仓廪足而知礼仪！”即是如此。
如果连果腹问题都无法解决，又何谈有时间其他？
就拿读书来说，在普罗大众看来，就算读书破万卷，可却无法立刻变成粮米，最终也不过是一场空而已。
多数百姓没有那么远大理想，更没有那么长远见识，空空如也的肚子，告诉他们再好的东西，也比不了能将肚子填饱。
吃饭是本，知识是末，本末不可导致。
这也是为何《三字经》会从《论语·学而》衍生出“有余力，则学文！”之句。
盖因大众本质最低要求——吃饭！
能不能吃饱，日后过得如何，暂且无心去想，但眼前必须能够保证不饿死。
明朝乡学、社学之所以废弛，这便是其中原因之一。
哪怕地方官府再如何倡导文风，鼓励百姓习文，但止不住百姓不愿意进学。
而且官府不敢强迫。
因为若是少了一个劳动力，生产何人来做？
一旦少了劳动力，那赋税如何交付？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且官府也不想去多心管，固然文风关系政绩，但是赋税才是政绩考核的根本。
如果赋税能缴纳完毕，即是本地十年不出一个秀才，又能如何？
充其量就是提督学校官，在参上一本“某人治地一方，文风凋敝”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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